Question

树立科学联律观，促进对联创作，鉴赏和评审工作

Answer 1

树立科学联律观，促进对联创作、鉴赏和评审工作

刘太品

这次《联律通则》高级研讨班最后的一课，学会安排我来主持，严格说还谈不上“上课”，只能算是我结合多年来创作、评审工作的实际经验，与大家分享一下学习通则的体会。我要谈的题目是《树立科学联律观，促进对联创作、鉴赏和评审工作》，曾经有些先生把对联格律等同于自然规律，认为世上先有了对联格律，然后才有了对联，他们这种过于“科学”的说法当然是与事实不相符的；但可能还有些先生会说，联律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文艺的规则，似乎谈不上科学不科学，就规则的约定俗成性来说，这种说法确有道理，但当我们在考察这种约定俗成的形成历史以及为何达到这种约定俗成的时候，这种探讨便带有客观性与科学性。就像任何事物都有着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对联文体也经历了源头、萌芽、产生、发展、成熟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与对联的发展史相同步，对联文体内在的形式要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对联格律——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充实、扬弃、完善这一过程，并且这一过程。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只能适用与其相应的规则，并不先验地存在着下一个阶段的规则，作为文艺体裁的对联更是如此。
对联文体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过程，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话：“世界上本来并没有对联，作的人多了，便有了对联。”对联文体的语言学基础是古已有之的对偶修辞，在对联文体出现之前，对偶修辞一直作为诗歌、骈文等各种文学创作的基本技巧，为了掌握这种技巧，在唐宋以来的儿童启蒙教育中，对偶修辞的教育一直是最为主要的内容，在由短到长的对偶训练中，一些十分精巧的对偶短语如“苍耳子”对“白头翁”和一些名士之间有意无意间的对偶短句如“云间陆士龙”对“日下荀鸣鹤”之类便因其谐趣性而广泛流传开来，这便是对联文体中谐巧类对联的源头，但这类作品只能作为对联文体最低级的表现形式，与成熟的对联文体形式要求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实用类的对联作品是借着民俗学意义上的桃符而偶然出现，北宋只有孟昶苏轼的题桃符联句，此时的对联文体便是处在我们所说的自发的阶段，作者并没有什么对联创作的主观意图，至南宋朱熹的创作，才开始有朦胧的对联文化意识，我们看到自己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楹联，会很想当然地以为对联在古人的生活里也无处不在，其实这根本不是历史事实，明确的对联文体意识应该说到了明代中期李开先、杨慎身上才有明确显现，自此以后对联文体才进入自觉的阶段。
一、对联格律的发展史
对联格律即对联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所应具备的基本的形式要求。对联格律并不是先于对联文体而存在的一种客观规定，它只是后人对于前代联家在创作实践中所遵守的对联基本形式要求的归纳和总结。科学而系统的对联格律学，是建构中国对联学的一块重要基石。
因为对联脱胎于律诗和骈文，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各类文体的形式元素，所以对联的形式要求因语言风格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为对联是缘于民俗而产生，千余年来一直在民间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夹缝中生存，从大雅到大俗，作者队伍十分庞杂，上至帝王将相下到文人雅士、市井平民，各人所遵循的文体形式规范存在着不小的差别。可以说对联文体一直没能够形成类似格律诗词 “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那样严格的格律规定，但对联文体存在基本的形式规范，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各人心目中的规范稍有不同罢了，下面我们丢开我们已经先入为主的各种“规范”，按对联发展史的顺序，从无到有地分析一下对联形式要求，也即对联格律的源流。
1、谐巧对联及其形式要求
为了便于全面理解对联文化，我们可把对联文化的内涵分为谐巧性、实用性和文学性三个部分，这其中谐巧类对联产生最早，流传最广，格律要求也最为复杂和宽泛。谐巧对联一般都是追求形式上的对偶工巧，至于声律方面，有些作品规范，有些则基本上不甚讲求。
谐巧对句的出现，可上溯到西晋的“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一联，在今天看来，此联在声律上还比较中规中矩，但因为当时尚不存在“四声说”，所以只能认为是偶然相合。此后，谐联巧对历代均有流传，从声律上来说，都在可讲可不讲之间，如 元代韦居安《梅磵诗话》所载：
《三莲诗话》云：“或传富郑公奉使辽国，虏使者云：‘早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线，因针乃见。’富答曰：‘饼如月，遇食则缺。’”
富弼与辽国使臣答对的第一联在声律上较为合度，后一联则专注于谐音与双关的对偶修辞，声调上并无任何规矩可言。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当代，如“碧野田间牛得草”完全合乎声律，而“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则绝无声调上的法度，其对于对句的要求，当然也只限于尾字的平仄相对而已。
梁章钜最早意识到“巧对”在形式上与“楹联”的巨大差别，他把应对训练式的巧对和技巧性极强的巧联在《楹联丛话》之外结集为《巧对录》，他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整理对联格律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即应当把谐巧对联的形式要求排除在对联格律之外，通则第十二条作了这样的表述：“巧对、趣对、借对（或借音或借义）、摘句对、集句对等允许不受典型对式的严格限制。”在实际运用中，当一般的楹联作品内涉及到谐巧的成份时，可以允许声律上的限制退而求其宽。如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诗体对联及其声律节奏
律诗是对联文体产生的主要源头，可以说最初的对联文体，完全承袭了律诗中两联的格律要求。我们从最早的春联“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便可以看出，它不仅承袭了五言律诗全部的对偶声律形式，甚至还承袭了律诗的拗救方式，把“平平平仄仄”写作“平平仄平仄”。
从宋代到元代，对联一直处于“桃符诗句”和“题桃符春联”并存的时期，摘录前人或同时代人律诗中的对句来作为春联的情况应该很普遍，如陆游题“书巢”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是摘取自作诗，传说赵孟頫为忽必烈题春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出南朝陈叔宝诗。所以，这一时期出现的自撰五七言对联，从格律要求上与律诗并无二致，如南宋朱熹题沧州精舍：“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再如元代杨瑀（yǔ）题春帖：“光依东壁图书府；心在西湖山水间。”都属于比较规范的律诗句式。
律诗句式声律上的组句规则只有两点：一是句中平仄两两交替，即常说的“平仄竿”，二是在最后一个节奏单位后面或前面加入一个与之平仄相反的字，以构成奇数句，奇数句式在声调的抑扬顿锉上远优于偶数句式。由这两项规则可以得出，律诗句式的平仄格式只有以下两种（以七言为例）：“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和“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明清以来，五七言对联用律诗句式来写作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只有个别的巧对、三四结构的七言或一四结构的五言例外。从这一传统出发，我们今天在创作五、七言对联时，最好尽可能选用这两种律诗标准句式。
3、骈文体对联及其声律节奏
骈文是对联产生的另一大源头，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句式两两相对，在声韵上讲究平仄交替和相对，以达到声韵和谐。《全唐诗话》“温庭筠”条记载：
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 。
温庭筠与李商隐二人的这一应对即是标准的骈文句式，当然了，此联以梁章钜的分法只能属于人名和数字“巧对”，还不能算正式的“楹联”。
骈文中规范的四六句可以像律诗一样，以两两交替的方法来组句，但很多情况下会因为衬入虚字而发生句式的变化，这样便不能机械地使用平仄两两交替的方式，而要按实际的语意节奏，来论节奏点的交替与相对。
较早的骈文句式的楹联应推南宋朱熹的作品，《楹联丛话》载：
《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建宁府学明伦堂联云：“师师庶僚，居安宅而立正位；济济多士，由义路而入礼门。”松溪县学明伦堂联云：“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
此两联的特点是较重视各分句句脚的平仄，句中节奏点上并不太注重平仄的交替和相对。发展到了明清，骈文体对联作者渐多，如杨慎、李开先、徐谓、李渔等人都有类似作品，他们此类联作的声律特点，首先是确保句脚的平仄相对，句内一般是按语意节奏安排平仄交替与相对，但不交替甚至不相对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可以看出骈文体对联的声律安排要比诗体对联相对宽泛。
4、词曲、古文、白话句式对于对联格律的影响
明清以降，专注于对联创作的作者渐多，受各人文体偏好和语言习惯的影响，对联的句式特点逐渐被各类文体所侵蚀，词曲作为宋元的主流文学首先对楹联的句式发生了影响，最明显的特点，是将词中的领格字和曲中的衬字引入到对联中，领格字可起到统领、引领的作用，衬字多为虚字，可起到调节节奏的作用。由于这些因素的介入，在增强对联文体表现力的同时，也使得对联的格律要求更加复杂与宽泛，因为词中领格字的声律要求较宽，而衬字在曲里基本上可以不论平仄。词曲影响对联句式还表现在句内平仄的交替并不一定严格按每两字一个节奏，如六言句“今宵酒醒何处”，八言句“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这样的句式。
随着楹联艺术的演进，古文笔法也被引入到楹联创作之中，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曾国藩，其佳作如：“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再如挽汤鹏联，曾被前人称为以古文入联的最佳作品：“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以古文为联注重以意行文，对偶不求工而自工，声调上只注重句脚与句内重要的节奏点，不拘牵于细碎的多少字为一顿，以大的跨度，求得苍莽沉郁之气。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一些联作者尝试以白话为联，民国陈奕全编有《白话对联大全》一书，收录有上千副作品。今天流传最广的白话对联，如陶行知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毛泽东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等。关于白话联的尝试，目前还很难说有多少成功之作，其形式上多追求浅易晓畅，对仗上多意对或半对不对，声律上可以宽到只有句尾平仄相对，其余均缺少法度可言。蔡东藩《中国传统联对作法•序》中说：
近时白话文盛行，或有白话联对之作。窃谓以白话属对，较文言为尤难，但吾所见之白话联对，徒为白话文，无联对之规律，其能以白话为联对者，仍非名手不办。
以上分析基本上概括了对联格律发展演化的轮廓。正是在融合了诗词曲赋以及古文诸文体之后，对联才慢慢地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和基本的格律规范。正如向义在1923年出版的《六碑龛贵山联语•论联杂缀》中所说：
联语中五、七字者，诗体也；四、六字者，四六体也；四字者，箴铭体也。长短句之不论声律者，散文体也；其论声律者，骈文体也。联之为用，虽兼各体，但多用四六字句，殊觉寡味，当以长短互用，方见流宕（dànɡ）之致。作散体非大力包举，不能雄浑。夫既为词章之绪馀，自以诗词句法较易出色。
1926年秦同培撰《撰联指南》一书，其中专辟有“联语格调法”一章，他把对联格调分为“诗词格调”“文章格调”和“俗语格调”三类，其中的“诗词格调”又分成“诗调”和“词调”两种。诸类之中因语言节奏各不相同，声律的宽严也相应不同。
四十年代后期李澄宇《未晚楼联话》也作了类似表述：
联有若经者，有若史者，有若文者，有若诗者，有若词与曲者，有若莲花落者。相料裁衣，是在作者。
清以来的联家中，持中守正的作者一般以诗词语言或虚字较少的骈文语言为主，注意奇偶句式的组合搭配，多采用“四七”“五七”“五四七”等句式，不用或少用领字，给人以堂皇典雅之感，此类联作在形式上完全遵守的是诗词格律。而另一些张扬个性和喜欢出奇制胜的作者，则多采用骈文乃至古文句法与诗词句式相穿插组合的方式，多用领字，多用自对，以铿锵顿锉的语调以增加奇崛恣肆之气，此类联作在格律上相对要自由，但总能自成法度，即事成文，因势成格。若说对联有自己不同与诗律的“格律”的话，此类对联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除以上主流形式之外，受俚语、口语、白话影响而淡化格律要求以及因为追求文字技巧而放宽格律要求的情况，都是不可回避的客观现实，就具体的作者和联作来说，对联的形式要求从极严到极宽之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连续分布状况。
二、对联格律的研究史
对联可以说是晚近发展成熟起来的文体，从文体成熟的标志——联集的出版来说，最早的联集是明嘉靖进士李开先的《中麓山人拙对》，从楹联实物方面来说，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楹联书法作品也只能上溯到明代中晚期。所以对联在中国文体发展史上，差不多是最晚出现的文体形式。
明代关于对联格律的论述，就目前所见，只有李开先在其联集序跋中的只言片语，《中麓山人续对•后序》：
古人语言有成对者，非心乎对也，文意遇而自然成之，考之易书诗传皆然。后世拘声律，分门类，严倘仗，骈四骊六，抽黄对白，而自然之文意漓矣。
此处虽对对联的格律要求有批评之意，但可以看出所谓的形式要求也是“拘声律”和“分门类（指对仗）”这两点。
清代是中国各类传统文体发展到全盛和烂熟的阶段，新出现的对联文体便借这样一个时代，一步跨到了极盛期。康乾之世承平日久，当政者需要一种文艺形式藻饰太平，于是对联文体成了文人墨客、名公巨卿争相创作的“显学”。
康乾时代对联文体虽然达到了空前的兴盛，但此时尚没有人对这些作品进行搜集整理和专门研究，康熙年间汪升在《选评精巧对类•自序》中说到：“以言其法，不特字义之死活、虚实，声音之平仄、高下，宜相符也，即物之彼此，意之主宾，皆须相敌而无差焉。”此处所说的属对格律要求，应是以作诗文为目的的对偶基础训练的格律要求，包涵了对联但不专谈对联。汪升的侄子汪机在该书的《跋》中说：“凡作四六者，音之平仄高下不合，字之死活虚实不工，皆由属对之法未讲耳。”更明显说明其“属对之法”是为了骈文写作，另外，此书所收基本上都是谐巧对联，因为求巧而把形式要求放得很宽泛的情况还是不少的。
直到道光年间，梁章钜编纂《楹联丛话》系列联书，开创了联话类著作的先河，可以说是对楹联文体进行系统研究的发端。梁氏对于楹联文体的系统研究，主要体现在源流、本事和语言风格上，对于基础层面的对联格律则着墨不多，全书只在评论一副联语时说了“惜其字句未能匀称，平仄亦尚未谐耳。”这样一句话。继梁章钜之后，林庆铨著有《楹联述录》，此书也鲜有论及对联格律方面的文字，其中转引其父林昌彝的一段话：“凡作长短联，俱要有法，能脱制艺谰词语为妙。若为之不合法程，即五字七字，直两句律诗耳。”此处所言“有法”是指语言风格还是指格律要求，其实是很含糊的。再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余德泉先生在《对联通》中有这么一段论述：
清人林昌彝说；“凡平音煞句者，顶句亦以平音；仄音煞句者，顶联亦以仄音。照此类推，音节无不调叶（xié）。”(林庆铨《楹联述录》)这段话换一种说法，就是“仄顶仄，平顶平”。对联平仄的这种运用规则，就叫“马蹄韵”，亦称“马蹄格”。
其实林庆铨《楹联述录》一书中根本找不到这句话，这段话是否清人所说？是何人所说？在见到可信的资料之前我们还只能存疑。
入民国以后，对联文体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较小，联话、联集的出版数量很多，但联话类著作对于对联格律的论述仍然停留在只言片语的状况。影响较大的如如吴恭亨《对联话》，出现过几次“平仄略舛（chuǎn）”、“ 声调少舛”、“ 平仄欠谐”的说法，甚至还讲到了“乖律”“失律”的提法，但并没有论及系统的对联格律。值得一提的是，此书通过记录作者与其老师朱恂叔的一段对话，揭示了长联句脚规则之一的“朱氏规则”：
又问：“数句层累而下，亦如作诗之平仄相间否？”曰：“非也。一联即长至十句，出幅前九句落脚皆平声，后一句落脚仄声，对幅反是，此其别也。
还有其它一些联话联集类著作如雷瑨（jìn）的《楹联新话》，零散地谈到了不规则重字等对联避忌。向义《六碑龛贵山联语•论联杂缀》中也有“联亦有声律”“ 联语论平仄本出自然”“ 既为楹联自须对偶”等章节，专论对联体式方面的内容，虽不甚成系统，但谈得已经较为具体。
除以上联话联集著作外，民国期间还出版有几本“对联作法”式的普及读物，因为这些书意在专门指导初学者如何作对联，所以较为全面地为我们描述了他们所理解的对联文体在形式方面的要求——近于当代人所说的“对联格律”。
1、蔡东藩的《中国传统联对作法》
　　此书书分“体制”、“材料”和“格式及注释”三部分，其中卷一“体制”讲的就是对联文体的形式要求。作者概括为三条：“联对之体制，大别为三：一曰谐音，二曰偶句，三曰修词。”
　　关于“谐音”，即所谓“调平仄”。作者列举了五、七言联的两种固定格式，不合标准格式的被作者称为“集古”或“仿古”，声调可从宽到只注意“腰眼”和“煞脚”的平仄。之后又介绍了多分句对联的平仄格式，大抵类此。关于长联分句平仄安排的原则，作者引入的“节”的概念，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划分层次和段落，句脚在每节内平仄交错，在上下节之间黏接。作者说：“联对愈长，节数愈多，每节自一句起，至四句止，上节末句煞脚字音为平声，则下节起句之煞脚字音仍应用平声，其用仄声亦如是。惟出联结束句，总应用仄声字煞脚；对联结束句，总应用平声字煞脚：此固联对之通例也。”这种句脚安排与联作内容密切联系，按节来进行平仄交替，注意节与节之间的衔接，不像马蹄韵那样只在形式上机械地平仄两两交替，合理性显而易见。
　　关于“偶句”，他强调：“联对尤重对偶，否则不成为联对矣。” “对偶之法，不外以同类之字对同类之字”。值得注意的是，来自西方语言学的词性概念和中国古代属对的字类概念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正面相遇：“畴昔论文之士，未尝细核词性，第以虚实两大端别之，如名词、静词及叹词，多称为实字；介词、连词、助词，多称为虚字；动词、状词、代词，有虚有实。”他认为对偶最终还应以传统的虚实相对为根本：“联对之法，不必尽拘现今之文典，但以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即与相来之惯例相合。学者专辩字面之虚实及字音之平仄，以为联对之指针足矣。”
　　“修词”方面，蔡东藩只提出了“琢句尤宜简当，措辞要在精明”的准则。在对联文体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作者认为：“联对尤重形式及意义。字谐平仄，句成对偶，即为形式上之模型；至于意义，则务在相题以行之。”所以，蔡东藩所说的对联格律，基本可概括为“字谐平仄，句成对偶”八个字。此书所说的作对联方法，到今天其实还很有借鉴意义。
2、广文书局编译所《楹联作法》
此书只署编著单位不署作者，作为广文书局八卷《楹联丛编》的开卷之作。本书在“楹联与诗”一章中，明确提出了对联文体与律诗的四点不同：“楹联之长短无限制，欲短则短，欲长则长，各随人意。”“楹联虽亦分平仄声，其中何字应平，何字应仄，则绝不呆定，作时只须注意其语气是否顺适。”“楹联之长处，虽短至三四字，亦能寄寓全意，且有时愈短愈觉自然，愈见含蓄，玩味不穷。”“楹联则全联字字相对，意思均完全而非片断。”
在“楹联之平仄”一章中，作者认为：“楹联为韵文之一”“其下一字也，莫不调以平仄。平仄调，而其构成之联语，声气自然和顺，清浊可觉合宜。”同时该书又指出：“一联之中，某处应用平声，某处应用仄声，当随用意之如何，声调之是否顺适而变化运用，向无死则之规定。至例有规定而不得稍事违犯者，即上联之末字，定当选用仄声，下联之末字，定当选用平声是也。”
在“楹联之对法”一章，作者提出：“联中各字，不惟平仄声须上下相对，即一切形式精神，亦当字字精对。其属对之法，变化万端。”“若细言之，名词当对名词，动词当对动词，其他若方向形容词、虚字、叠词、叠句以及二字以上等词，各当以同例同类相对之。”书中作者虽使用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语法学词汇，但却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除名词细分了小类外，又把动词分为“内动”“外动”，诸如此类，十分细碎，可以说本书关于对偶的论述是一种揉合了中西的对仗理论，得失也是参半。
3、李天根《讨论对联作法浅说》
此书四川双流李天根撰，1923年出版，后入《楹联丛编》第一卷。
作者在“作法”一节开门见山地说：“对联之作法，无他，调和音韵，讲求对仗而已。”此书专门辟有“格律”一节，认为“格律云者，即一定之格式规律也，作对联之格律首在调平仄。”在细述了五言到十二言联的常见格式后，作者又补充说：“有时用成语对成语，可不必拘，只须上下句之末一字为仄对平或平对仄，即无不可。若长联可以随意变化，然其一定之格律，上扇每一气以平声之字为止，以仄声之字止，则上扇毕矣；下扇每一气以仄声之字为止，以平声之字止，则下扇毕矣。”这说明了两点：一是在作者心目中，若以成语相对，句内声律可宽到只讲句尾平仄；二是作者推崇长联句脚的“朱氏规则”。
4、葆光子《简便作联法》
此书1922年年出版，后编入《楹联丛编》第一卷。
作者在“联对作法之大要”一章中先明确了“联对之大要有二，一在音韵之谐和，一在对仗之工整。”在下面分别的细述中，作者介绍了辩四声法、调平仄法，后面同样强调了“以成语对成语，平仄本可不拘，或上联止句末一字为平，下联止句末一字为仄，亦无不可，要视作联者之善用之耳。”在论对偶时作者说：“初学作，平仄既能调和，对仗尤贵工整。”然后分列了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等29种实词的小类，最后总结说：
按以上就各类所指示，即可得对对之大略矣，欲作联者，必先学对对，从二字起，以次递加，至四字五字，便已成联，或有时心思窒滞，觅对未就，可向以上各类中求之，联句首一字，平仄可不拘，七字联则第三字亦可不拘，然用成语凑集，或真正好句，万难改易他字，则平仄对仗，均可破例不拘，但初学作联，宁以守法为是。
此书后面还有分别 “初学作联有五要”及“初学作联者有十忌”等论述，可谓十分有益于初学。
5、秦同培《撰联指南》
此书1926年出版，江苏秦同培撰，后编入《楹联丛编》第一卷。
此书首章为“联语声韵法”，作者论联语声韵较重视句腰与句尾：
联语只是对偶之句，其语句多者，不过如古来长短句之变相，用韵亦不必如律诗之字字有一定平仄，最粗浅者，只须留意於句腰句尾，大要句腰平者，尾多仄，句腰仄者，尾多平，其余有时可以不拘，所谓句腰，视一句之字数而定，字数单者，句腰自以中间一字为准，字数双者，句腰应在前半句之末一字。
作者在论述了更严的“诗律”和更宽的“非常例”之后，总结出联句声律的两点规律：“第一，即联句之声韵，按诗律注重各双字，使平仄相间，是谓正式语调。第二，即联句之声韵，但注重可停顿处之各句眼字，使读去谐叶，余俱任便，是谓不正式语调。”此两点可以说是后世关于“声律节奏”与“语意节奏”关系的最早论述。关于长联句脚的平仄，作者以平仄相间（主要是单平单仄相间，而非马蹄韵的双双相间）为正格，以“朱氏规则”为变格。
此书第二章为“联语对偶法”，作者认为：“联语既为对偶之句，於对仗上自不可不注意，普通以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使虚实相称，即为合法，但虚字虽无甚定则，而实字之中，则有种种惯例，初学不可不知，其间尤重要者，如数字、色彩、干支、岁时、动植物、方名、器物、天象、地文等数类，沿用既惯，大觉非对不可。”然后，书中列举了各种小类工对的例证与解析。
此书还细述了联语的“用词”“缀句”“贴切”“格调”等具体方法。

字数超出最大允许值，有删减！

Answer 2

对联的鉴赏和评审以上下联关联，各节点的词性词意、对品对杖入手。对联与诗词不同，不需要朗诵咏唱。只求上联仄收下联平收。不分轻重的“六要素”，刻意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实用性、文学性、趣味性必受桎梏。容易造成抓芝麻丢西瓜。格律只传承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