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秋菊打官司》这部作品？
这部影片最出彩的镜头，莫过于影片开头，在熙熙攘攘的市井大潮中，秋菊和妹妹，若无其事一般出现在观众面前。一口纯正的西府官话，更为影片增色不少。我固执的相信：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只有在西北这片土地上上演，才具有真实性。否则，纯属虚构。就像人们无法想象这种场面：让一个精明的上海人沿街叫卖，让一个标致的广州靓仔破口大骂。只有典型的西北大环境中，才会产生秋菊这个典型人物。秋菊，是属于西北荒原的女儿。她穿着大红衣服，家里的墙壁上，还挂着好多红辣椒。或多或少，总能够给观众传达出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秋菊打官司》，常读常新。它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张艺谋正是号准了脉，才对症下药的。
说说《秋菊打官司》
这个周末，塞北荒原，气温着实冷的可怜。看一部温暖的电影，让自己变得暖和一点。再看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再次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时隔多年，这部电影，仍然是张艺谋为数不多的优秀影片之一。
无可否认，当下的大陆电影界内，张艺谋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尤其是近年以来的张艺谋，时常还会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需要认同的一点是：在拍摄《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时，张艺谋刚出道不久，也没有多么显赫的业绩。因此，当时的他，还没有足够的资本玩特技，也没有迎合感伤的时代主题曲，纯粹以情动人。
看过《秋菊打官司》这场电影后，结合老师的点评和法律书籍，我觉得它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具体如下：
该影片借由农村妇女秋菊为夫申诉层层上告村长王善堂踢其丈夫要害，并以此讨个说法为题材，生动刻画出了中国90年代我国行政法、实体法、程序法种种的得与失。从全局审视秋菊三次上告的过程，体现了她乡民意识中“讨说法”的情感冲动一步步转化为法律意识的启蒙。
具体看，第一次由乡里的李公安进行调节，而这种人为个体单一性的调节，使得结果并不如人意，因为人治的因素大过了法治。我认为这是由于在正式法律和民间法律之间存在差异：后者偏重于过于情感化的人情基础，而这一点在影片中也被多次提及，前者则是立足于法理基础的理性。因为这种区别，所以在首次的上告中，从实质上看李公安是抱着乡村调解纠纷的老派经验，但处理的结果并不理想。村长被要求赔偿200元医药误工费，但村长拒绝道歉。村长拒绝道歉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村长道了歉认了错，村长的威信就不存在了，日后国家交付的任务也就难以完成了。由此他认为国家会站在他一边，因为国家还有求于他。表面看，这符合行政法处理的基本原则中的合法性，而双方不满意的争端即在于后一个合理性。在适度性方面有所欠缺，不能更人性化的考虑处于相对弱势方的秋菊。村长的这番言论也充分暴露出了其对法律的相对偏颇的认识是建立在个人高度情感基础上的，忽视了国家公共机构中的上下级法律规范。从秋菊在被调节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言论：“他是村长，我能跟他计较啥。”可见秋菊还是保有上下意识，暴露了其人情心理主导的非理性法律意识。联系两者揭露了他们作为乡民在法律意识的基础薄弱性。
第二次上告镇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上告中，秋菊接触了更为丰富的法理知识，为她的法律基础意识转型做了铺垫。区公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39条对秋菊的纠纷进行了法理判决，而结果是维持了原判，并且复议书落在了村长手上，这一不符合规定的细节被放大，突出了在行政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而之后第三次的再次上告市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的具体内容，是秋菊的一次主动应用，体现出其思想上的慢慢转型。其实，秋菊的第三次上告也体现出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即其所发生的纠纷和争议，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相对人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法定的机关申请复议，如果对复议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有的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不相信找不到说理的地方”，这是全片秋菊屡败屡战但一路上告的信念。而从中折射出来的就是一种渐趋成熟的法律意识。这符合当时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一套诉讼制度赋予和保障公民正当的诉讼权利，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规定。而这原本是中国法制建设中可喜的一步，但是，长期积淀于国 民心中的无诉心理抗衡着这种诉讼制度的充分实现。人们总认为打官司是丢面子的事情，村里人的流言蜚语，丈夫的劝阻，怕被认作不好处的言论。都表现出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官司的当时人民的真实想法与状态。而究其实质则是传统文化的积淀对人们法律心理的影响。而秋菊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可以界定为一个法律心理成熟，意识萌芽的过程。在这其中，必然是有所曲折的。一如在市里找律师上诉时，秋菊就曾与律师争论，自己告的对象是村长而非区公安，如果说这只是体现出法律知识的淡薄，可以通过解释来获取理解的话。那么在律师详细解释后必须层层推翻，按照规定流程，最后反诉村长，秋菊依然处于茫然不解赌气似的不肯上庭，那么这里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格格不入的疏远，是一种意识上的距离，即使后来秋菊出庭了，也不能说她从本质上理解并认同了法理，她是处于一种茫然的浑浑噩噩的状态。这不仅有法律知识的缺失，更多的是长期缺乏法理普及造成的观念上的法律定势思维的偏差。
其实，电影中秋菊从镇上一直上诉至法院，其成本已远远超过了秋菊所能得到的赔偿。这些成本包括乘车去镇上、县里、市里的交通成本、住宿成本，获取打官司的可靠信息的成本。她需要了解国家的政策、告状的程序、相关部门的地址、领导的意图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垄断在社会上层人的手中，这就更加大了难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公民不能享受到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可喜的是，《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里秋菊所遇到的官还都是好官，尤其是那个市公安局长。在这个维权难于登天的现实面前，我们所得到的启示除了依照合理的“上奏流程”等基本知识之外，更多的则是像秋菊一样的对于正义的坚决捍卫性。
因此行政法就目前看其理想状态，是立法者必须立足于实际国情，注重利用中国本土法制资源，注重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实际。相关部门需加强法律意识教育，使多样化的法律意识向稳定的较为理性的法律观念转变，从而引导社会法律观念向正确积极的方向发展，为法制建设服务，而这是当前国家法治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工作。作为应用者，在拥有既定的一些法律知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趋向理性的法律意识。而这正是秋菊最后只想让村长道歉而不是让他被关起来的话语透露出的根本性上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对现实中的法律应用，找准理智与情感的天平，在微妙的平衡中趋向一种相对的完美。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农村法律宣传制度，让农村群众知法，懂法，用法，真正发挥法律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广阔农村。农耕文化气息很浓烈。现在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里，有很多的富有戏剧性的事件，电影《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却偏偏选定了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一为农村妇女不满村长打她的丈夫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告状，并且最后告到了政府。官司从乡里一直打官司到了省城。象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中国农村发生的真实事件，黑恶势力欺男霸女、坏村长仗势欺人、黑社会拐卖妇女儿童等相比应该说是太普通了。但是影片的编导却通过这个小小的官司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中国农村在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透过秋菊这个人物反映出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典型的人际关系和人们情感表达方式。
2：电影《秋菊打官司》风格特色
中国电影导演一直在追求故事片的真实性方面作出努力。可是尽管第四代导演曾经创作过一大批具有纪实性风格的影片，但比《秋菊打官司》更具有纪实性更强的作品在当时还不多见。电影《秋菊打官司》的编导并没有满足于与第四代导演进行纪实性的竞赛，而是独具特色地将喜剧性与纪实性完美地揉和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剧作风格。
3：电影《秋菊打官司》主题内涵
从外表上看电影《秋菊打官司》这部作品的主题体现出了中国“普通农民法制意识的觉醒”，很多的评论文章也是这样看的。其实那只是作品主题的表层。如果农民打一次官司就算作“法制意识的觉醒”，岂不是《杨三姐告状》的时代就已经早早地“觉醒”过了？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主题真正令人深思的是秋菊和村长之间的冲突和关系。村长因为对方骂自己是“绝户”而动手打人在中国农村并非是多么稀罕的事情，再说那个村长无论就他的立场和道德等任何意义上看也不是一个坏人，相反在秋菊难产的为难之际他还能不计前嫌地抢救她，表现了是一个人正直仗义的道德原则。但他却不肯满足秋菊仅仅道上一个歉的简单要求。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就象父亲打了儿子是不能向儿子道歉的一样，一个领导当然也不能向村民道歉。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和植根很深的观念。我们看完电影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村长连如此一件小小的错误说上一句“软话”尚且如此困难，如果遇到其他更大的问题又将如何？如果象这个村长这样并没有多坏的人对待村民尚如此专横，如果遇到更坏的村长又将如何？可见，小矛盾反应大主题应该是这部影片隐蔽较深的作者动机了。
中国社会需要这样深刻的作品来反映她的现状，好的电影给我们不断的启发和思索。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现在还是80%的人以农业生产为工作。所以电影在这个层次上用小的事件反映大的社会现实，可以说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电影《秋菊打官司》也对现实社会有非常积极的推动发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