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原因都有哪些？
苏联曾竭力掩盖自己的失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苏联的解体，苏军严重失利的原因逐步浮出水面。从总体上看，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德战争爆发时间判断失误是造成苏军失利的首要原因。苏军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谢他•伊万诺夫大将认为，时间判断失误对苏军的初期失利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朱可夫元帅也曾指出：“对时间判断错误这个消极因素，作用虽然逐渐减弱，但极大地增强了敌人客观上的优势，加强了他们暂时的优势，造成了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
譬如，由于通信指挥系统尚未做好迎战的准备，结果到6月21日向西部边境军区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时，朱可夫、铁木辛哥从21日17时左右开始，直至22日零时30分才下达完毕，历时7个半小时。战争开始后，由于有线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大部分部队又没有无线电通信工具，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各部队各自为战，局势一片混乱。统帅部不得不根据主观意志定下决心，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混乱。
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组织体制也不符合战时要求，因而不得不加以改组。结果造成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仅以总参谋部为例，6、7月间变动了393人，而且主要是领导干部。作为军队大脑的总参谋部，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做如此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是对苏德战争初期战法判断失误。苏联对德国侵略是有一定警惕的，但对德国一下子投入规模如此巨大的兵力实施首次突击却没有料到，认为两军将先在边境交战，然后才会投入主力作战。这样苏军在防御时缺乏纵深梯次防御，兵力部署主要在国境一线上。苏军准备在边境交战后才进行全面动员，集中和展开主力准备决战，这大大延误了战机，丧失了御敌良机。
加上战前制定的作战计划以及部队的部署、边境筑垒工事的构筑、仓库和作战物资的配置都深受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对战争初期认识的影响。战前苏军总参谋部提出并几经修订的作战计划，始终把以强大的反击将战斗行动迅速推到敌领土上去视为主导思想，计划根本没有考虑在敌人大规模进攻下的防御问题，更不要说必要的退却了。在军队的部署上，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只有少数部队配置在国境线上，大部分军队驻在离边境8～20公里或更远的营房里。而预备队又分布在离边境不远的地区，根本没有考虑纵深防御、物质技术器材的储备点，机场也是从便于部队反击考虑的，大多配置在离边境近的地域，因此，战争爆发后，在德军强大炮火和航空火力的突击下损失惨重。
斯大林对德军主突方向判断失误对西方面军的失利也密切相关。战前，斯大林认为，德军未来对苏作战的主要突击方向将在西南方向，因为在他看来，苏德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斯大林在与朱可夫谈及苏德战争时多次说：“德国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国家，他们如果没有乌克兰的石油等资源，德国法西斯是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的。”
斯大林的这一分析从战略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希特勒为了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闪击战”战略。希特勒的企图是以己之长，击苏之短，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速战速决。当然，从客观上看，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是斯大林曾是苏联国内战争时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对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性有着特殊的感情。二是在斯大林智囊团的构成中，基辅特别军区的比重很大。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大部分是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如铁木辛哥、朱可夫、瓦图京，他们与斯大林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而事实上，德国陆军认为，“向莫斯科总方向进攻，成功的机会最大”，因为一旦德军在西方向的首次突击成功，苏军必将集中主力于该方向以保卫莫斯科。这样可以置乌克兰的苏军于不利地位。
由于错误地认为德军的主突方向将在西南方向，苏联制定作战计划时，很自然地把西南方向作为苏军防御的重点。苏军在这里部署了90个师共86万人，占西部边境各军区总兵力的47％，其结果是，苏联的西方面军不得不抗击几倍于己的德军的突击，从而陷入极为不利的地位，而到苏军察觉时，又不得不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第16集团军的大部转移到西部方向，编入西方面军，从行进间进入交战。在战争初期，苏军的许多部队就这样不是在与德军作战，而是在忙于调整部署，这大大削弱了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丧失了歼敌的良机。
肃反扩大化给人们内心造成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惯性力，是苏联不能扭转错误政策的重要因素。
虽然到1938年秋，肃反扩大化有所收敛，一部分被捕的指挥员被放了出来，而且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但是，即使到1940年和1941年，怀疑、告发之风仍十分盛行。战前不久，塔斯社公布了一则备忘录，对那些听信所谓德国对苏联怀有敌意的谣言的人又指责，又威胁，红军空军司令员Ｂ．雷恰戈夫、空军总监穆什克维奇和防空司令员0．Ｍ．什捷尔尼都是在那时被捕和被杀的，到战争爆发，副国防人民委员基•阿•梅列茨科夫还遭到逮捕。苏德战争爆发前的这种气氛是致命的。人们谨小慎微，怕负责任，留有后手。没有人敢与斯大林分庭抗礼，特别是在判明德军入侵、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和未来作战特点等事关全局的问题上，人们或是惟命是从，或是规避卸责。从大量的材料看，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一批造诣很深的行家，通过分析大量的情报，对苏军所面临的大规模的突然袭击的严重威胁，以及未来作战样式是有一些正确判断的。但是他们无法向斯大林说明这一点，也无权采取应有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造成危害。1941年6月13日，铁木辛哥与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斯大林一句“不能完全相信侦察”就把一切都挡回去了。让人压抑的氛围是无形的，这对初战的失利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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