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华兵学的思维特性是什么？

Answer 1

为发展我国的军事理论，考察历史上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无疑是必要的。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古今中外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大致有六条，这就是：在实践中升华；在继承中发展；在否定中立论；在专题上突破；在结合上出新；在适宜环境中结果。
一、在实践中升华
中国历史上，军事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典军事理论产生确立阶段（远古至春秋战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充实发展阶段（秦汉至清前期），中西军事理论融合阶段（近代），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确立和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每一阶段军事理论的发展，都是当时人们对军事实践进行总结的结果。
诞生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即是当时创新思维与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春秋以前的战争，至少从理论上是以重礼信、轻诡诈为主要特征的（实践上未必都是如此）。《孙子兵法》总结了当时的战争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提出了“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观点，它另外提出的“五事七计”的战争观，形势、奇正、虚实、迂直等战争指导理论，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五间俱起”的用间之道等，无不都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因而都闪耀着创新理论的光芒。战国时期出现的《吴起》、《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等，既可视之为对《孙子兵法》的注疏（宋叶适语），又充实、发展、补正了《孙子兵法》的一些军事思想，如在战争观上它们提出了以义诛不义的观点，在论述富国与强兵关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骑兵作战方略，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选将、用将及刑上究、赏下流等治军理论等方面，均有创新，这也是当时的作者们对战争实践进行总结升华的结晶。
秦汉至清前期，中国的军事理论虽在有些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在理论体系上没有出现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基本都属中华民族内部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实践上的“窝里斗”，导致军事理论的近亲繁衍。到了宋代，朝廷将《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此书不是对七本书的简单相加，而是使它们在理论上实现互补。《武经七书》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古典兵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是宋人对中国兵学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兵学理论一旦被冠之以“经”，就难免束缚人们的思维，许多人因此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践，也妨碍了人们对军事理论的发展。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从孙子构建以来，直到清前期，都没有出现体系性的突破，这条“经”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使之脱离实践，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爆发，奉古典兵学理论为神圣的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交手中屡战屡败，这才使国人不得不对老祖宗留下的这一国宝进行检讨和反思，从而使之在与西方兵学理论的撞击中融汇、发展，因而激活了国人的创新思维，中国的军事理论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军事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军事理论开始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为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创新思维贯穿于其军事理论之中，这是很多人都能耳熟能详的。
近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迅速发展，也无不是其对军事实践的总结和升华。1512年问世的马基雅维里的《论军事艺术》，1747年成书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原理》，发表于1806年的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以及拿破仑的军事著作，1833年出版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40年出版的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890年出版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921年出版的杜黑的《制空权》等著作，都是对当时军事实践进行总结的理论成果。而现代战争中出现的信息战、网络中心战、太空战、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性作战、新城市作战等军事理论，也都是现代战争实践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形成的认识，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未经过实践检验的“军事理论”是靠不住的。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实在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可见，军事理论创新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军事实践。
二、在继承中发展
世界上不存在“圆满”的东西，也不存在“全新”的东西。任何军事理论都是不“圆满”的，都是可以发展的；任何军事理论也不会是“全新”的，它只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那种经常以“圆满”自诩、以“全新”自封的国家和民族，注定会逐渐落后并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近代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都是自觉“圆满”的缘故。自觉“圆满”了，就没有了进取的动力，就会变得怠惰；就会夜郎自大，不再向他人学习；就会拒谏饰非，压制打击不同意见。而那些一味追求或标榜“全新”的人，则会排斥、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必会走向虚华，到头来，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管用的创新成果的。
中国历史上有创新成就的军事家、兵学家们对前人的兵学理论都坚持了在继承中求发展的原则，因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原则或实现古人原则的方法途径。如，对于军民关系问题，晚清刘璞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发展，在其所撰的《将略要论》中提出，兵民关系犹如“鱼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兵无民不坚，民无兵不固。这一有创见性的观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再如，孙子早就提出集中兵力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此又有所发展。努尔哈赤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在平吴三桂时提出，“满兵之势贵聚”的战略方针等，虽都属对孙子“专我分敌”思想的运用，但这些战略的制定，同样需要筹划，需要选择，需要将理论与当时实践相结合，没有创新思维也是不行的。有人认为，演绎不具创新性，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另如孙子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但很不具体。古人就沿着这一思路，结合实践提出了许多实现这一原则的方法。《六韬》提出的“文伐”十二法，《管子》提出的经济战思想，孙膑提出的“攻心”策略，《太白阴经》提出的“阴倾”之法，近代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思想等，都属此类。
西方的政治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们非常重视在继承前人军事文化遗产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军事理论。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的以“缓和”为主要特点的瓦解苏联新战略，就是受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影响 。美国国防大学教官哈伦•厄尔曼等人说，他们的“震慑”和“快速主宰”理论及“斩首行动”也源之于孙子的吴宫教战斩美姬 。美国1982年出版的《战略军事欺骗》、英国1996年出版的《军事欺骗艺术》等论军事欺骗的著述，大都以孙子的“诡道”思想为宗。英国作家理查德•迪肯所著《日本情报机构秘史》则称，日本人善于搞情报，是因为《孙子兵法》为历代日本谍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以至于成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的经典。单从这些西方国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中，即可见其对经典军事理论在继承中发展之一斑。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证明，只有善于继承前人的军事理论成果，才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军事理论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是真正的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是古今中外进行军事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规律。
三、在否定中立论
如上所言，不善继承的人，难以创新；但只会守成、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也同样不能创新。这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辩证否定已有理论和观点的能力。无数事实证明，发展必须否定，立新就要突破。军事理论创新也是如此。
在我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每一次否定均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如秦朝统一中国后，其政治统治失之于严，汉高祖刘邦建国后，有陆贾天下可“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乎”和天下可“逆取而以顺守”（《汉书》卷八十三《陆贾传》）之说以及贾谊“过秦”之论等，故刘邦治国“以宽得之”。这一思想遂成为后世统治者治国之圭臬。东汉末年，政失之于宽，一些有识之士如诸葛亮，曹操等，主张济之以猛，故有诸葛亮《答法正书》之作，此论成为其治国的指导方针，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这些言论和观点均证明：只有在辩证否定中才能有新的理论发展。
以上之例属“大战略”层面上的。从军事战略理论创新角度看，亦是如此。如，孙子在作战问题上主张速决，反对持久；唐人李世民、李靖提出，在敌人强大，利在速战时，我则“与之持久”的作战指导思想；至毛泽东时，始将持久与速决辩证统一起来。这其中都贯穿着对前人军事观点的辩证否定。中国历代朝廷在和平时期对官兵都实行相维相制的原则，以防止其造反，这已形成传统。这样做对皇帝集中军权有利，但也严重束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战争爆发，其弊端就会显现出来。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为取得战争胜利，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晋朝马隆为平凉州之乱，就不用官兵，而是另建新军；宋朝的岳飞、明朝的戚继光、清朝的曾国藩等也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子。曾国藩的湘军就实行“兵归将有”的统兵制度，所谓将必亲选，兵必自招，打破了某些成法。历史一再证明，事物无不包含其相应的反面，过极则反。辩证否定当时过极的或过时的观点，乃是进行军事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思路。
弗•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说，马克思历来反对那些“在他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的人们。列宁也批评那种“不可救药的书呆子”，只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斯大林则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可见，辩证否定已有的思想和观点，是理论创新的普遍规律。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辩证否定前人的观点，需要有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二是正如继承不是因循守旧一样，否定也不是全盘抛弃。恩格

Answer 2

为发展我国的军事理论，考察历史上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无疑是必要的。笔者经过考察，认为古今中外军事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大致有六条，这就是：在实践中升华；在继承中发展；在否定中立论；在专题上突破；在结合上出新；在适宜环境中结果。
一、在实践中升华
中国历史上，军事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古典军事理论产生确立阶段（远古至春秋战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充实发展阶段（秦汉至清前期），中西军事理论融合阶段（近代），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确立和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每一阶段军事理论的发展，都是当时人们对军事实践进行总结的结果。
诞生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即是当时创新思维与军事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春秋以前的战争，至少从理论上是以重礼信、轻诡诈为主要特征的（实践上未必都是如此）。《孙子兵法》总结了当时的战争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规律，提出了“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观点，它另外提出的“五事七计”的战争观，形势、奇正、虚实、迂直等战争指导理论，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五间俱起”的用间之道等，无不都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因而都闪耀着创新理论的光芒。战国时期出现的《吴起》、《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等，既可视之为对《孙子兵法》的注疏（宋叶适语），又充实、发展、补正了《孙子兵法》的一些军事思想，如在战争观上它们提出了以义诛不义的观点，在论述富国与强兵关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骑兵作战方略，特殊地形条件下的作战原则，选将、用将及刑上究、赏下流等治军理论等方面，均有创新，这也是当时的作者们对战争实践进行总结升华的结晶。
秦汉至清前期，中国的军事理论虽在有些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但在理论体系上没有出现突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基本都属中华民族内部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实践上的“窝里斗”，导致军事理论的近亲繁衍。到了宋代，朝廷将《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汇编成《武经七书》，此书不是对七本书的简单相加，而是使它们在理论上实现互补。《武经七书》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古典兵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完善是宋人对中国兵学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兵学理论一旦被冠之以“经”，就难免束缚人们的思维，许多人因此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践，也妨碍了人们对军事理论的发展。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从孙子构建以来，直到清前期，都没有出现体系性的突破，这条“经”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使之脱离实践，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爆发，奉古典兵学理论为神圣的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交手中屡战屡败，这才使国人不得不对老祖宗留下的这一国宝进行检讨和反思，从而使之在与西方兵学理论的撞击中融汇、发展，因而激活了国人的创新思维，中国的军事理论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中国军事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军事理论开始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为中国现代军事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现代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当时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创新思维贯穿于其军事理论之中，这是很多人都能耳熟能详的。
近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迅速发展，也无不是其对军事实践的总结和升华。1512年问世的马基雅维里的《论军事艺术》，1747年成书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原理》，发表于1806年的苏沃洛夫的《制胜的科学》以及拿破仑的军事著作，1833年出版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40年出版的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1890年出版的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921年出版的杜黑的《制空权》等著作，都是对当时军事实践进行总结的理论成果。而现代战争中出现的信息战、网络中心战、太空战、非对称作战、非接触作战、非线性作战、新城市作战等军事理论，也都是现代战争实践的产物。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形成的认识，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未经过实践检验的“军事理论”是靠不住的。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实在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可见，军事理论创新的全过程，都离不开军事实践。
二、在继承中发展
世界上不存在“圆满”的东西，也不存在“全新”的东西。任何军事理论都是不“圆满”的，都是可以发展的；任何军事理论也不会是“全新”的，它只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那种经常以“圆满”自诩、以“全新”自封的国家和民族，注定会逐渐落后并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近代落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统治者都是自觉“圆满”的缘故。自觉“圆满”了，就没有了进取的动力，就会变得怠惰；就会夜郎自大，不再向他人学习；就会拒谏饰非，压制打击不同意见。而那些一味追求或标榜“全新”的人，则会排斥、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必会走向虚华，到头来，是不会有什么真正管用的创新成果的。
中国历史上有创新成就的军事家、兵学家们对前人的兵学理论都坚持了在继承中求发展的原则，因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原则或实现古人原则的方法途径。如，对于军民关系问题，晚清刘璞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发展，在其所撰的《将略要论》中提出，兵民关系犹如“鱼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兵无民不坚，民无兵不固。这一有创见性的观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再如，孙子早就提出集中兵力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们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此又有所发展。努尔哈赤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在平吴三桂时提出，“满兵之势贵聚”的战略方针等，虽都属对孙子“专我分敌”思想的运用，但这些战略的制定，同样需要筹划，需要选择，需要将理论与当时实践相结合，没有创新思维也是不行的。有人认为，演绎不具创新性，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另如孙子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但很不具体。古人就沿着这一思路，结合实践提出了许多实现这一原则的方法。《六韬》提出的“文伐”十二法，《管子》提出的经济战思想，孙膑提出的“攻心”策略，《太白阴经》提出的“阴倾”之法，近代郑观应提出的“商战”思想等，都属此类。
西方的政治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们非常重视在继承前人军事文化遗产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军事理论。如，在冷战时期，美国尼克松政府采取的以“缓和”为主要特点的瓦解苏联新战略，就是受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影响 。美国国防大学教官哈伦•厄尔曼等人说，他们的“震慑”和“快速主宰”理论及“斩首行动”也源之于孙子的吴宫教战斩美姬 。美国1982年出版的《战略军事欺骗》、英国1996年出版的《军事欺骗艺术》等论军事欺骗的著述，大都以孙子的“诡道”思想为宗。英国作家理查德•迪肯所著《日本情报机构秘史》则称，日本人善于搞情报，是因为《孙子兵法》为历代日本谍报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行动纲领，以至于成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的经典。单从这些西方国家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和应用中，即可见其对经典军事理论在继承中发展之一斑。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证明，只有善于继承前人的军事理论成果，才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军事理论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不是真正的继承。在继承中发展，是古今中外进行军事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规律。
三、在否定中立论
如上所言，不善继承的人，难以创新；但只会守成、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也同样不能创新。这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辩证否定已有理论和观点的能力。无数事实证明，发展必须否定，立新就要突破。军事理论创新也是如此。
在我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现象，每一次否定均有新的理论成果出现。如秦朝统一中国后，其政治统治失之于严，汉高祖刘邦建国后，有陆贾天下可“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乎”和天下可“逆取而以顺守”（《汉书》卷八十三《陆贾传》）之说以及贾谊“过秦”之论等，故刘邦治国“以宽得之”。这一思想遂成为后世统治者治国之圭臬。东汉末年，政失之于宽，一些有识之士如诸葛亮，曹操等，主张济之以猛，故有诸葛亮《答法正书》之作，此论成为其治国的指导方针，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这些言论和观点均证明：只有在辩证否定中才能有新的理论发展。
以上之例属“大战略”层面上的。从军事战略理论创新角度看，亦是如此。如，孙子在作战问题上主张速决，反对持久；唐人李世民、李靖提出，在敌人强大，利在速战时，我则“与之持久”的作战指导思想；至毛泽东时，始将持久与速决辩证统一起来。这其中都贯穿着对前人军事观点的辩证否定。中国历代朝廷在和平时期对官兵都实行相维相制的原则，以防止其造反，这已形成传统。这样做对皇帝集中军权有利，但也严重束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一旦战争爆发，其弊端就会显现出来。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为取得战争胜利，常反其道而行之。如晋朝马隆为平凉州之乱，就不用官兵，而是另建新军；宋朝的岳飞、明朝的戚继光、清朝的曾国藩等也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子。曾国藩的湘军就实行“兵归将有”的统兵制度，所谓将必亲选，兵必自招，打破了某些成法。历史一再证明，事物无不包含其相应的反面，过极则反。辩证否定当时过极的或过时的观点，乃是进行军事理论创新的一条重要思路。
弗•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说，马克思历来反对那些“在他开拓的道路上捧着他的拖鞋毕恭毕敬地跟着走”的人们。列宁也批评那种“不可救药的书呆子”，只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斯大林则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可见，辩证否定已有的思想和观点，是理论创新的普遍规律。
这里需要强调两点：一是辩证否定前人的观点，需要有理论勇气和真知灼见。二是正如继承不是因循守旧一样，否定也不是全盘抛弃。恩格

Answer 3

所谓头脑意识也就是自然意识。它与心灵意识不同。什么是自然意识，简单讲，就是由自然生物性引起的欲望。心灵意识就比较难以理解了。我借由康德的先验哲学也就是心学帮你阐明一下。

康德的先验哲学是进入哲学之门的钥匙，是人进入心灵世界的最好的敲门砖。心灵背后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存在论中，海德格尔把它描述为人的情绪性。也就是说，传统西方哲学是用概念和逻辑进行演绎的。那么，概念和逻辑演绎的最基础的东西便是把存在领会为存在者。这就使存在被消解掉了。同样，潜意识的发现可以说，是人发现了心灵世界的一个心理学的表达。那么，以这些作为前提我们论述康德的先验哲学。理性和范畴只是人的心灵的一部分。康德的心学认为，人有先验的感观能力。也就是说，空间是人的外感官，时间是人的内感官。人因有这样的感官，方能以人的视角去领会到自然。这些感观领会到的东西是材料。人的心灵借由先验想象力得到了四组范畴：量、质、关系和模态。这四组范畴是整理人的感观材料的。借此，人的心便把经验和知识整理出来，也就是能够意识的部分，能被概念和逻辑规范的部分。

Answer 4

比如中华兵学最高经典的不可超越性《孙子兵法》，但同时也曲折隐晦地说明了兵学思想的相对凝固性、守成性、内敛性、韬光养晦的隐忍性。

Answer 5

中华冰学的思维特性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