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由政治家的身份到文学家的身份的转变时期是?
梁启超由政治家的身份到文学家的身份的转变时期是百日维新失败。
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
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由办报改而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特别是在批答学生札记时,梁启超往往借题发挥,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甚至大胆宣布,“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这些激昂的言辞,对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学子来说,犹如是出征的战鼓,激励他们投身到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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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
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
他竭力宣扬“光绪圣德”,说什么“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变,为数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今虽幽废、犹幸生存,天之未绝中国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