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成为春秋时期霸主的标志是什么？
晋文公准备争夺霸主地位时，东方的齐国已衰落，南方的楚国却控制中原一些诸侯国，鲁、郑、宋、曹、卫等国都成了楚的盟国。晋文公要向外发展，碰到的障碍是楚国。
同楚结盟的国家中，宋是迫不得已，当晋文公上台，它就背楚亲晋。这自然为楚所不容，楚国就在公元前634年（鲁僖公二十六年）攻宋，第二绝谨年联合郑、许、陈、蔡四国围困了宋国都城。宋派人向晋求救，晋君臣认为这是报答宋国恩惠（指宋襄公给重耳流亡过宋时的礼遇），夺取霸权的好时机，就痛快地答应救宋。
晋军按照上军统帅狐偃的建议，并不直接往宋与楚军战，而是先攻楚的盟国曹、卫，楚救曹、卫，宋国自救，晋还可以逸待劳，夺取胜利。晋假道卫攻曹，卫不借路，晋军只得渡河绕道攻曹，顺路夺取了卫国的五鹿（在今河南濮阳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东），曹、卫不久就都被攻下。
在攻曹中，中军元帅郤病死，文公就破格提拔在战争中显露才华的下军副帅先轸为元帅。下军是三军中地位最低的，下军副帅是六位统帅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晋文公大胆破格提拔人才，打破等级地位的限制，这是晋国兴盛，文公能获得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军攻曹、卫，楚让鲁派兵援卫，而不解宋围，且加紧攻宋。宋再次向晋求援。当时楚国的势力很强，晋国还不敢贸然同它直接交锋。先轸建议：让宋向齐、秦两国送礼，由齐、秦出面调解，若楚解宋围，我却把曹君扣留，并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这样曹、卫势必不同意齐、秦调解。楚国也必然保护曹、卫利益而不给齐、秦面子，齐、秦失了面子，就会支持我与楚作战。文公同意先轸建议，结果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所料，齐、秦加入到晋国一边。这一外交上的胜利，使晋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齐、秦与晋联合，楚成王知道形势对他不利，就从前线回到申地（今河南南阳），让申叔时从齐国的邑撤回，命令子玉从宋国撤军，避免同晋交战。子玉是楚国的令尹，是楚王之下的最高执政者，他骄傲自负，不听从成王退兵的意见，坚持要同晋国打仗。
楚军北上，晋文公却下令后退三舍之地（一舍30里，故事日行30里住宿为一舍，三舍即90里），以实践他流亡到楚时，对楚成王许下的诺言。文公并粗基的后退，一是要从道义上取得广泛同情，一是可把楚军北调，是一种疲敌之计。晋军于是后退到了卫国的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驻扎下来。
到城濮来加入晋军营垒的还有齐、秦、宋国的军队。晋军后撤，楚国一些将士也主张就此罢手，子玉不肯，他以为晋军是怕楚，故一直追到城濮。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四月，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爆发了。
晋楚两军的兵力部署是：晋国三军投入战斗，有战车700乘，兵员3.7万人，另有齐、秦、宋军支援。楚国兵力具体数字不详，只知道楚王给子玉的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和原来围宋的军队。
最终，晋军获得大胜，以申、息地方军组成的左军大部被歼，死人很多。缴获战车100辆，活捉1000人。楚军抛下大批物资，晋军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在城濮休整了三天才班师回国。
楚成王听到子玉大败的消息，就派人对他说：“你若活着回来，有何面目见申、息父老呢！”成王之意是要子玉自杀以谢罪。使者派出后不久，他又后悔，再派人追回前命。子玉走到连（约在今河南西华县南），未接到赦免令，就自杀了。子玉是楚一员猛将，晋文公也怕他几分，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后，晋文公高兴地说：“莫余毒也已（以后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
这次大战楚败晋胜，除了战略、战术上的得失外，总的来说，楚国外交处于被动，比较孤立，楚王政令不明，战与不战，举措失当，领兵的子玉，刚愎自用，有勇无谋。而晋国内政、外交上都策略得当，将帅和协，足智多谋，治军有方，严明法令。这是两国一败一胜的主要原因。
城濮之战使楚国北上凳凯方针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此后就只好转而经营南方。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也就在这一仗后确立起来。
晋在城濮胜楚，声威大震。文公乃以天下霸主自居，向各国发布一道通令说：“各复旧职”，即恢复原来各国对周王室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晋大军回国走到衡雍（郑地，今河南原样县西），周襄王亲自前去表示慰劳，文公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武陟县东南，衡雍西南）专为襄王建造一所居住的王宫。亲楚的郑国，赶忙派人求和，晋文公与郑国国君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和好的盟约，郑国背楚亲晋。
晋文公在践土把从楚国得来的战利品奉献给周襄王，其中有披有铠甲的四匹马拉的战车100辆，徒兵1000人。周襄王宴享了晋文公，策命他为侯伯，即诸侯的领袖。赐给他大路和戎路两种车以及相应的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箭100支，黑色的弓10把，箭千支，香酒一壶，卫宫勇士300人，并对晋文公说：“你要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以安抚四方诸侯，惩办那些不尊重王室的邪恶。”晋文公推辞了三次，然后才接受说：“重耳谨再拜叩头，接受和宣扬天子的重大赐命。”
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即城濮之战胜利后的一月又14天，晋文公又在践土同齐、宋、蔡、郑、卫、莒、鲁等八国结盟。陈国本是跟随楚国的，楚失败后，国君陈穆公也来到践土与会。
践土之盟后，晋文公率领诸侯送周襄王返回王都，周王室的太宰王子虎和各国国君在周王室订立盟约，盟约中规定：各国都要辅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谁要违背盟约，神灵就要惩罚他，使其军队溃败，子子孙孙都不能保有他的国家。
践土之盟是诸侯国承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标志，王子虎与诸侯的盟誓，则是晋文公打的“勤王”旗帜。它使晋文公的霸业披上一件“敬服王命”的合法外衣。
中原诸侯由于晋的胜利，以前亲楚的多背楚服晋，只有卫、许两国不服。公元前632年冬天，晋文公召集齐、鲁、宋、蔡、郑、陈、莒、秦等国在温地（今河南温县西）盟会，商议讨伐不服的国家。为了使这次盟会“合法”，晋文公让周襄王来会见诸侯。周襄王于是从王都到达离温地不远的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晋文公才率领盟会的诸侯去朝见。
鲁国史书《春秋》，认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就写成“天王狩于河阳”，以维护周朝的体统。狩即是打猎。据记载，周王祭诸侯春夏秋冬四季打猎有不同的名称，春季称“蒐”，夏称“苗”，秋称“狝”，冬称“狩”。
城濮胜利后，周襄王跑到践土去慰问，温地会诸侯，晋文公又把他召到河阳，可见襄王纯粹是晋文公手里的一个工具。当然，晋文公有安定王室之功，周王内心也感恩戴德，愿意这么做。后来孔子把晋文公和齐桓公两个霸主相比较，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