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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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一个惫懒至极之人，一个“拖字诀”从小就用得炉火纯青，所以这份研究生期间最后的“作业”，又是到了临近截止日期时才姗姗来迟。但是幸运的是，我认为我最终把我这些年来的想法和经验写进了论文里面。
这篇社会学论文是以中国农村的命运为关怀的，这毫无疑问！因为从成年开始我似乎就一直在和“农”打交道。其实我不算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虽然我的父母从农村中出来打拼，后来我家又搬回了农村，并且现在仍以务农为生；而我本科也是进入了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习，之后则有众多的农村实践。但是在我整个16年的成长期中，我几乎没有在农村呆过，也没有进行过农业劳作，也没有体会过农村的乡里乡亲，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还有牧业，这和农业大不相同）与我有着一种奇怪的缘分：一方面在事实上它们与我亲密至极，甚至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但是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我们之间又有天然的鸿沟。这种矛盾的结合给了我一个合适的距离来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我既不会鄙视农民和农业，因为我自己算是其中一分子；但是又不会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天然的同情与好感，从而不愿去相信农村消逝的事实。
这种边缘者的情况在研究者中不算是少数，其中出名的代表就是东方学者萨义德，他正是因为自己的多重身份而产生了认同怀疑，并从而开始自己的研究之路。我认为，每一个研究者的最终关怀都在于尝试对命运做些许探讨，当然可能是别人的命运，也可能是自己的命运。这两种区别在于对于研究群体来说，你是属于其中的一分子，还是游离于其外的一分子。对于我观察的中国农村来说，我二者皆是：属于其中的，是以我父辈为代表的我的过去；游离于其外的，是我将以新身份开始的未来。虽然我的未来还有众多变数，但是无论如何，我很难有机会回到农村去。而且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写的，即使我回去做一个乡村的“重建者”，我所服务的可能仍然是一个虚像。
本科毕业后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让我改变甚多。工作经历主要是一些参与了一些农业规划项目，我是本着对农村的热情去做这项工作的，但是看到的却是多种多样的主体对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农村的形象对我来说变得支离破碎了；研究生的生活则让我暂时离开了关注了好几年的农村问题，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人群和更多的态度，重新安放了农村在我的世界中的位置。同时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形象一直在我身边供我观察，这就是我的父亲。多年来，我们一直用短信（最近也学会了微信）联系，他告诉我家乡的人和事情以及他的思考，成为我持续观察农村的一个窗口。可以说，这几年给了我和农村主题一个合适的距离，让我重新思考过去的所学所想和所经验。
我的调研地点寨子村是偶然接触到的，它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对其的观察短暂而匆忙。这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在于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不会在情感上有所偏袒；坏处在于调研难度增加，了解的东西非常有限和浅薄。非常幸运的是，对于其旧有的历史，村中曾经编写过一本《寨子村志》，这本志是以上世纪90年代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回忆和口述写成的，里面的材料极其丰富，大大降低了我调研的困难；而对于“蒲韩”这个合作组织，已有的研究非常多，相互比对之下也能形成丰富的材料。再加上我自己在调研地点和当地人形成的私人关系，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于已有材料中事件的态度和情感，基本上能够支撑起我的研究框架。
我选择了滕尼斯的理论作为观察视角，这里要谢谢我的导师。在一年级确定基本方向后，她很早就推荐了这本书给我，而我以前则从未接触过他的理论。滕尼斯认为社会将侵蚀共同体并消灭它，其理论根基在于选择意志与本质意志的关系就是如此。这种现象也可以用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异化来解释，也可以用韦伯的行动理性化来解释，但是马克思更关注外物与人的关系，韦伯更在意行动层面的意义。这种刻意从宏观层面（韦伯也许是中观）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努力，一方面将社会学从心理哲学中区分了出来，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失之深刻。我想这就是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独特之处。
今天这篇论文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晓莉副教授，她作为交流对象持续与我就论文的形式和主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我们合作使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并且她总是善于鼓励学生，也没有给我施加太大压力，这让我在写作时轻松了不少。现在的师生关系已不同以往那样亲密，我觉得我们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距离，所以能够如师亦友。其次要感谢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老师胡跃高教授，一方面我们有近四五年时间在一起，他教给我很多东西，我的许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和观点都是从他这里学习的；另一方面引荐我去“蒲韩”和寨子村也是因为他。今年他要退休了，祝愿他脱离学校事务后能够静心开始理论研究，突破中年时期的理论高度。最后要感谢一下“蒲韩”合作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她们的和善热情让我在村里呆得非常自在，而且我们能够真心诚意地一起思考组织的未来。虽然最后的结论也许与她们的观点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是很高兴我是在了解她们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刺耳”的声音，而不是无理取闹。当然最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包括平日跟我很少联系的母亲——正是因为对我持有最深的坚信和肯定，所以也不拘于形式要时常联系。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最终我完成了初级的目标——完成毕业论文。而原先的高级目标是继续攻读博士，可惜三年的惫懒让我最终没能保持住这份雄心，所以就让27岁的硕士毕业生成为我20年求学生涯的终结吧。九年大学即将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也将近而立之年，期待在新的角色和位置上表现良好吧。
2017年3月20日
这篇社会学论文是以中国农村的命运为关怀的，这毫无疑问！因为从成年开始我似乎就一直在和“农”打交道。其实我不算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虽然我的父母从农村中出来打拼，后来我家又搬回了农村，并且现在仍以务农为生；而我本科也是进入了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学习，之后则有众多的农村实践。但是在我整个16年的成长期中，我几乎没有在农村呆过，也没有进行过农业劳作，也没有体会过农村的乡里乡亲，所以农民、农村、农业（还有牧业，这和农业大不相同）与我有着一种奇怪的缘分：一方面在事实上它们与我亲密至极，甚至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标签；但是另一方面在心理上我们之间又有天然的鸿沟。这种矛盾的结合给了我一个合适的距离来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我既不会鄙视农民和农业，因为我自己算是其中一分子；但是又不会对农民和农村抱有天然的同情与好感，从而不愿去相信农村消逝的事实。
这种边缘者的情况在研究者中不算是少数，其中出名的代表就是东方学者萨义德，他正是因为自己的多重身份而产生了认同怀疑，并从而开始自己的研究之路。我认为，每一个研究者的最终关怀都在于尝试对命运做些许探讨，当然可能是别人的命运，也可能是自己的命运。这两种区别在于对于研究群体来说，你是属于其中的一分子，还是游离于其外的一分子。对于我观察的中国农村来说，我二者皆是：属于其中的，是以我父辈为代表的我的过去；游离于其外的，是我将以新身份开始的未来。虽然我的未来还有众多变数，但是无论如何，我很难有机会回到农村去。而且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写的，即使我回去做一个乡村的“重建者”，我所服务的可能仍然是一个虚像。
本科毕业后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让我改变甚多。工作经历主要是一些参与了一些农业规划项目，我是本着对农村的热情去做这项工作的，但是看到的却是多种多样的主体对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农村的形象对我来说变得支离破碎了；研究生的生活则让我暂时离开了关注了好几年的农村问题，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人群和更多的态度，重新安放了农村在我的世界中的位置。同时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形象一直在我身边供我观察，这就是我的父亲。多年来，我们一直用短信（最近也学会了微信）联系，他告诉我家乡的人和事情以及他的思考，成为我持续观察农村的一个窗口。可以说，这几年给了我和农村主题一个合适的距离，让我重新思考过去的所学所想和所经验。
我的调研地点寨子村是偶然接触到的，它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所以对其的观察短暂而匆忙。这既有好处又有坏处：好处在于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不会在情感上有所偏袒；坏处在于调研难度增加，了解的东西非常有限和浅薄。非常幸运的是，对于其旧有的历史，村中曾经编写过一本《寨子村志》，这本志是以上世纪90年代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回忆和口述写成的，里面的材料极其丰富，大大降低了我调研的困难；而对于“蒲韩”这个合作组织，已有的研究非常多，相互比对之下也能形成丰富的材料。再加上我自己在调研地点和当地人形成的私人关系，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于已有材料中事件的态度和情感，基本上能够支撑起我的研究框架。
我选择了滕尼斯的理论作为观察视角，这里要谢谢我的导师。在一年级确定基本方向后，她很早就推荐了这本书给我，而我以前则从未接触过他的理论。滕尼斯认为社会将侵蚀共同体并消灭它，其理论根基在于选择意志与本质意志的关系就是如此。这种现象也可以用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异化来解释，也可以用韦伯的行动理性化来解释，但是马克思更关注外物与人的关系，韦伯更在意行动层面的意义。这种刻意从宏观层面（韦伯也许是中观）来分析社会现象的努力，一方面将社会学从心理哲学中区分了出来，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失之深刻。我想这就是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独特之处。
今天这篇论文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王晓莉副教授，她作为交流对象持续与我就论文的形式和主题进行了多次探讨，我们合作使它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并且她总是善于鼓励学生，也没有给我施加太大压力，这让我在写作时轻松了不少。现在的师生关系已不同以往那样亲密，我觉得我们保持了一个很好的距离，所以能够如师亦友。其次要感谢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的老师胡跃高教授，一方面我们有近四五年时间在一起，他教给我很多东西，我的许多农业方面的知识和观点都是从他这里学习的；另一方面引荐我去“蒲韩”和寨子村也是因为他。今年他要退休了，祝愿他脱离学校事务后能够静心开始理论研究，突破中年时期的理论高度。最后要感谢一下“蒲韩”合作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她们的和善热情让我在村里呆得非常自在，而且我们能够真心诚意地一起思考组织的未来。虽然最后的结论也许与她们的观点完全是背道而驰，但是很高兴我是在了解她们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刺耳”的声音，而不是无理取闹。当然最该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包括平日跟我很少联系的母亲——正是因为对我持有最深的坚信和肯定，所以也不拘于形式要时常联系。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最终我完成了初级的目标——完成毕业论文。而原先的高级目标是继续攻读博士，可惜三年的惫懒让我最终没能保持住这份雄心，所以就让27岁的硕士毕业生成为我20年求学生涯的终结吧。九年大学即将结束，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我也将近而立之年，期待在新的角色和位置上表现良好吧。
201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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