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被称为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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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心研究唐史的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
  当代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说:(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研究中国问题达50年之久的费正清这样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美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尼尔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2、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曾担任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朝,“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中国历史学家批判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960年存在到1279年,长于约300年的(中国)平均朝代寿命。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宋王朝明智地专心于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人居留的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甚至用礼物签订一项停战协定,承认异族政权对今北京地区的控制,用类似协定让另一个异族控制西北干旱的甘肃。这些协定并不造成实际损失,而中国在宋朝的惊人兴旺与它放弃建立较大帝国的野心有很大关系。保留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域仍与除去俄罗斯以外的整个欧洲一样大,加上它拥有的1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在11世纪生产的铁、钢和其他金属制品,可能比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生产的还多。用煤进行冶炼和取暖也比欧洲早7个多世纪。开封的地理位置比长安更有利于行政管理,更容易从长江流域及南方运来物资。宋朝的军队是强大而机动的,配备有铁和钢制的武器。……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是一个政治清平、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期票、信用证以及官方大量发行的纸币适应了商业的发展。政府官员印刷发放小册子来推行改进的农业技术——灌溉、施肥、精巧的新式金属工具和最早的极其以及改良的作物新品种。经常得到城市富商和宋朝廷赞助的绘画有了光辉的进步,低廉印刷术的推广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小说和故事书激增……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宋朝为“黄金时代”,在《全球通史》中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和赖肖尔在合著的《中国:传统与变革》说:“宋朝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场经济(北京)论坛》发表《克服国富的障碍——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主题演讲时说:“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美国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闻周刊》刊登文章,这样评价宋朝: “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美国学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国食物》中说:“宋朝时期,中国的农业和食物最后成形。食物生产更为合理化和科学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汉人统治的华北已在农业上成熟。此后直至20世纪中期,就很少再发生变化了。华南在此后历朝中扩大了农耕,并增加了新的农作物,但那里的模式还是在宋朝确立的,而且并未伴有多少技术上的基本变化。”
  美国著名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国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北宋被20世纪末的美国人誉为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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