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赵武灵王：为何活活饿死在沙丘宫？
引子：一代雄主的“垂帘听政”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的一天，赵国君臣进行了一场朝会。主持这场朝会的，是赵惠文王赵何。但正襟危坐、接受群臣朝拜的赵何知道，此时身后，还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死死盯着自己，让他无时无刻都觉如芒在背。这目光，就来自战功卓著、威名赫赫的父亲——赵武灵王赵雍。
坐在赵何身后的赵雍同样心情复杂。
早在4年前，他就将国君之位传给了太子赵何，而自号“主父”。区别于其他六国，赵国自此进入军政二元体制。为了增强赵何作为国君的合法性基础，赵武灵王将自己最信任的重臣肥义任命为相国，辅佐赵何执政。一个以新君赵何为核心的赵国政权班底开始正式运行。
韩非子有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在战国中晚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列国改革变法无不以强化君主集权为指向的大背景下，赵武灵王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这还要从赵国发展历程和赵武灵王即位之初的国际形势说起。
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分得了晋国北部疆域，地处偏远，国力较弱，屡屡被动挨打。周显王四十四年（公元前318年），赵武灵王即位，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扭转局面。赵武灵王即位当年，东邻强齐就趁赵国主少国疑，遣大将田盼大举攻赵，大败赵军于平邑（《水经注》引《竹书纪年》）。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赵国派兵参加了公孙衍组织的韩、赵、魏、齐、楚五国联合攻秦，也以失败告终。第二年，韩赵魏三国军队又一次联合攻秦，三国联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被秦将樗里疾打得大败，赵军伤亡8万余人。之后，赵国在与齐、秦的连年战争中丧师失地、损兵折将，背面的胡人和内部的中山也趁机屡犯赵境，掳掠土地和人民，情势危殆。
赵武灵王看到，如果不走根本自强之路，不但难以发展，连国家的生存都不能保证。于是，赵武灵王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实施以“胡服骑射”为中心的军事改革，增强国家实力。
所谓“胡服骑射”，它不仅指在军队装束上借鉴胡人骑兵服饰，脱掉中原士人的宽衣博带，代之以窄袖短衣、长裤皮靴，而且指在战略战术、指挥方式、武器装备等方面全面引入胡人元素，使赵军在结构和规模上实现重塑重构，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赵武灵王首先争取到亲信大臣肥义、楼缓等人的全力支持，然后力排众议，说服以公子成为首的保守势力，公布了胡服骑射法令，依胡人之法组建骑兵。他还将靠近蒙古草原的原阳设置为骑邑，“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命将军、大夫、嫡子、代吏皆貂服”（《水经注》引《竹书纪年》）。经过数年艰苦努力，终于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战力惊人的骑兵部队。
周赧王十年（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趁中山国政治腐败、矛盾激化、外交孤立的当口，兵分两路大举进攻中山。经过十年苦战，终于将中山国彻底灭亡。从此，赵国“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国土面积扩大为过去的近4倍。赵国有了北略胡地、南下中原、西御强秦的坚实基础，一跃成为名副其实的韩赵魏三晋之首。
裂痕：表象之下的熊熊地火
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久历战争、戎马倥偬的赵武灵王深感分身乏术，无法在改革军制、征战杀伐的同时，兼顾治国理政、改善民生。
一句话，赵武灵王是标准的军事统帅，却不是合格的一国之君。
从即位之初，赵武灵王就投身到了繁重的军事征伐过程中。从左冲右突、对抗齐秦，到巡视边塞、筹划改革；从倡导胡服、征募将士，到建立新军、训练骑射；从兼并中山、北略胡地，到纵横捭阖、游走诸国……在矢志图强的每一天里，赵武灵王都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军事和外交领域，代地、中山、草原、边疆是他驰骋万里的舞台，而远在邯郸的朝堂，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陌生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兼并中山、略地千里并不是赵武灵王奋斗的终点。在他头脑中，这只是完成那个远大目标的基础和前奏——这个远大目标，就是绕过函谷关，从赵国新开拓的领土云中、九原等地直接南下，攻灭秦国。
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国中后期，秦国在函谷关多次成功抵御住六国联军的攻势。西汉贾谊的政论名篇《过秦论》写道：“……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其中的“关”就是指函谷关，可见其战略意义。
身为军事统帅，又有参加五国联军攻函谷关失利的亲身经历，赵武灵王自然知道函谷关的易守难攻。正因为如此，灭亡中山的第二年，赵武灵王就制定了“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战略计划。
在赵武灵王的设想中，赵军主力从位于草原的云中、九原等地南下，不仅可以避开函谷关的深沟高垒、精兵劲卒，还可以利用赵国胡服骑射改革后建立的骑兵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秦国关中和咸阳腹心带来泰山压顶似的沉重打击，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一计划果能实施，不仅将改变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对山东六国的力量优势，也将改写未来中国 历史 发展走向。
由是，已经在王位上坐了27年的赵武灵王最终决定，立太子赵何为王，自己退位成为遥治朝堂、掌握实际权力的“主父”。
但潜移默化之间，军政二元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此时的赵惠文王赵何，空有以肥义为首的政权班子，却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儿皇帝”，政治军事的核心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父亲赵武灵王手中。为强化权力，赵何开始明里暗里接触慑于赵武灵王之威、对“胡服骑射”政策持保留态度的宗室大臣公子成及将军信期等人，以应不测。
为了制衡赵何的邯郸朝廷，赵武灵王开始有意培植长子赵章的力量。
赵章比赵何大了近10岁，是赵武灵王原配——韩王公主之子。在历次攻打中山的战役中，赵武灵王都将中军交给赵章指挥，直接由自己统领。中山国灭亡，赵章自然功劳不小，赵武灵王顺势将赵章封在代地，并赐封号“安阳君”。赵武灵王和赵章父子遂以代为根据地，继续策划征伐事宜。
赵章对父亲的安排心领神会，对远在邯郸的那个国君弟弟逐渐生出了觊觎之心，“心不服其弟”。对赵章的不臣之举，赵武灵王不仅听之任之，还任命大臣田不礼为相国辅佐赵章，代地与邯郸的政治军事离心力越来越明显。
不仅如此，赵武灵王还有意加剧紧张局势，意图获得遥控朝政的渔翁之利——直接将公子章封为代王，与邯郸的赵惠文王分庭抗礼。
然而，这一决定的出笼，在赵国朝堂引起轩然大波。在战国中晚期，列强兼并战争越来越白热化的关头，双王并峙无异于分裂国家、自毁长城。在朝臣们的一致反对下，赵武灵王只得作罢。无论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记载这段 历史 时，都用了“计未决而辍”这五个字。朝野上下的反对声浪之巨，由此可见一斑。
以赵武灵王立长子赵章为代王失败为标志，赵国内部政治斗争日趋白热化。大臣肥义、李兑、信期等人，以及以公子成为代表的宗室成员，开始加速向赵惠文王靠拢，代相田不礼等人也与安阳君加紧勾连，紧锣密鼓策动政变，一场内讧在所难免。
此次朝会后不久，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赵何和安阳君赵章来到位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境内）的离宫巡游暂住。赵章和田不礼认为离开了邯郸朝堂，于是策动叛乱。结果，赵章集团反被早有准备的公子成、李兑等朝臣“起四邑之兵”剿灭。
为防被赵武灵王“秋后算账”，杀红了眼的公子成和李兑在赵惠文王的默许下，将整个沙丘宫围了个水泄不通。可怜赵武灵王一世英雄，如今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口吃的都得不到，只能自己掏鸟蛋吃。3个月后，活活饿死在这里。
赵武灵王的生命戛然而止。同样随之而去的，还有他“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的宏大战略，以及赵国扭转乾坤、实现翻盘的最后机会。
至此，秦国一统天下的大势不可逆转。
反思： 历史 法官的无情审判
历代史家在探讨赵武灵王波澜壮阔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时，都对他饿死沙丘、功败垂成的结局慨然长叹。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为赵武灵王作传，盛赞他是“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清代诗人屈大均在咏史组诗《赵武灵王·其一》中也感叹：“云中有路堪南袭，长使秦人气不骄。”设想若赵武灵王不死，必能实现“南袭”破秦大业。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小。
首先，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改革期间，秦国也并非无所作为。
《史记·赵本纪》开篇就明确记载“赵氏之先，与秦共祖”。秦赵两氏同出于西北戎狄，与北方草原民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时期，秦穆公就在名臣由余辅佐下，灭掉戎狄部落国家20多个，得以拓地千里，“称霸西戎”。到了秦惠文王时代，秦国继续对西北地区的经营，不仅将西北最大戎狄部族义渠划分为郡县，将“义渠君”改为“臣”，还攻占义渠25城，进一步巩固了西北势力范围。与赵武灵王同时期的秦昭襄王在位初期，秦国实际掌权人宣太后用计诱杀义渠王于甘泉，“遂发兵伐义渠，灭之”（《史记·秦本纪》），设置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正式宣告秦国才是西北广大地区的真正主人。由此可见，对游牧民族的经略和征服，秦国并不弱于赵国。
与此同时，秦国还加强了对山东诸国、特别是韩魏的攻势。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暴长。公元前340年，秦孝公趁魏国兵败马陵，霸权不复，任命商鞅率军击败魏军于河西，诱俘魏将公子卬。第二年，秦孝公又派大军败魏军主力于岸门，俘其主将魏错。公元前332年至前330年，经过两年激战，秦军于上郡（今陕北绥德一带）重地雕阴全歼魏军，擒魏军主将龙贾，迫使魏国献出河西余地。再往后，秦国对河东魏军屡屡用兵，迫使魏国将上郡15县割让给秦国。至此,魏国原有的黄河以西土地全部被秦国占据。
此外，秦国善用移民手段，一旦攻城略地，就驱逐其原居民，同时将秦国罪犯、民众迁移过去，迅速消化新征服土地。《史记》载秦惠文王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秦昭襄王三十四年，“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秦国移民熟知商鞅之法、渴望军功赐爵以脱罪，因而积极参与农战，使秦国在新征服土地的统治迅速巩固下来。
因此，至赵武灵王时期，从陇西的北地郡，到河西、上郡，在秦都咸阳周边，秦国已经建立起庞大而稳定的统治区域。再加上对游牧民族义渠的征服，使秦国在骑兵部队的建设上与赵武灵王相比并不逊色。故而，如果赵武灵王没有遭遇沙丘宫变，而是按原计划率军从九原、云中、雁门等郡大举南下，则会遭遇一个又一个难啃的硬骨头。秦国的北地郡、上郡、河西等地的驻军和义渠游骑将分批堵截、侧击南下的赵军，如果没有韩魏两国从秦国东侧边境至函谷关一线展开攻击，牵制秦军主力，则赵军绕过函谷关奇袭咸阳的计划很可能成为泡影。
其次，赵武灵王之大迂回战略实际上犯了兵家之大忌。东汉末年，诸葛亮给避居荆州的刘备献上了著名的《隆中对》，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其中跨有荆益，分兵两路北伐中原的策略更是被后世称道。但毛主席却对这一策略提出了尖锐批判，他指出：“（刘备）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
与之类似，在秦强赵弱的总体力量对比之下，赵武灵王以代地为基地，率大军孤注一掷、南下攻秦，势必使赵国远离代地的邯郸、真定、常山、中山等地暴露在秦军主力，以及首鼠两端、虎视眈眈的韩魏两国面前。届时，赵国很可能陷入主力深陷于秦国北部，而国都已被秦、韩、魏联军攻破的尴尬境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无论是从内容，涵盖层面，还是从效果上说，都很难和秦国变法相比。
战国时代，为了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求得生存发展，列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内容不一的变法，其结果也大不相同。这其中，秦国的商鞅变法无疑是最成功的一个。究其原因，商鞅变法的全面性和彻底性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在长期的政治观察中，商鞅深知，列国竞争成败的关键，在于其农战实力。农，即农业生产，粮食等物资储备；战，即军民战斗力。因此，秦国下达的第一批变法法令，即以“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为总方针。明确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史记·商君列传》）同时规定虽宗室子弟，无军功也“不得为属籍”，因此打破了 社会 阶层隔阂，使秦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于是踊跃从军，争先杀敌，崇尚武功，大大提升了秦军士气。
与此同时，国家对从事耕织，产量超过定额的农民，也免除其徭役，使民众生产热情也大大增强，国家实力成倍提升。此外，商鞅还“令民为什伍”，加强对民众管控，重新进行行政区划，“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对全国行政系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同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对农业经济基础和上层政权、财税结构进行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重塑，使之释放出难以估量的生产力。如此环环相扣、步步紧跟，变法终于大获成功。秦国“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正因为如此，秦国到秦惠文王、昭襄王两代，夺取了魏楚等国大片土地，加上秦国关中故地，形成了关中、汉中、蜀中三大农业生产基地，为秦国最终一统天下奠定了人力物力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号称“虎狼之师”的强大秦军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是秦国遍及朝野上下、涵盖政治经济军事、辐射 社会 各个阶层各个角落的深刻变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反观赵武灵王改革，就缺乏这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从内容上看，赵武灵王改革只是单纯的军事改革。无论是引入胡服、骑兵征募、武器装备、训练和战术，都只在军事领域进行， 社会 生活的其他领域，如政权组织架构的转换、经济基础的改革、生产模式的进步、民众管理的精准提升等方方面面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改革所获得的成果自然相当有限。
更加致命的是，赵武灵王不仅没有对政权结构进行集权化改革，强化中央王朝的资源汲取和民众动员能力，反而因一己私利企图策动“双王并立”，让长子赵章对赵惠文王形成制衡。如果成功，必然在好不容易灭掉中山、实现统一的赵国内部造成国中之国的局面，可谓逆 历史 潮流而动，自然会遭到赵国朝野和 历史 大势的抛弃。
历史 是各国改革变法的无情审判者。
赵武灵王死后30余年，战国 历史 上规模最大、伤亡最重、影响最为深远的秦赵长平之战爆发。经过秦赵两军旷日持久的对峙和争斗，决战关头，秦将白起遣“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后”，断绝赵军粮道。在对赵军形成包围后，白起又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资治通鉴·周纪五》），赵军丧失了突破包围、反败为胜的最后时机。而这里提到的“奇兵”“轻兵”，无疑是以骑兵为主力。
就这样，秦赵长平之战，以秦国骑兵的关键一役胜出，也宣示着赵武灵王苦心经营的“胡服骑射”遭致失败。最终，赵军40万主力被秦军全部残酷坑杀，赵国也彻底衰落，无法逃脱被秦国灭亡的最后命运。
赵武灵王，无疑是战国 历史 上天马行空般的传奇创造者。但传奇过后，他却迎来了自己人生和整个国家的最终失败。千载之下，依然让人唏嘘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