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斧钺锤的实战使用
中国古代兵器斧钺锤的实战使用
斧、钺、锤应该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武器了。旧石器时代使用的砍砸器其实便是斧钺的祖先，而石球和木棒则是锤的祖先。至新石器时代，石斧产生，而在石斧的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种我国特有的斧类兵器——钺便出现了。钺与现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手斧不太相同，钺的刃非常平整而轻薄。在同样重量下，钺的斧刃面积远远大于石斧，它相对于石斧，材质更为精良，工艺也更为考究。其实，钺就是一种放大的斧，但是钺同斧又有些不同，其装柄方式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镶嵌法的技术。
在中国兵器中钺和斧是分不开的，人们习惯地把它们统称为斧钺。钺又称“戉”，钺在战阵中多用于突破之用。《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后，武王攻占朝歌，到了纣王宫内，此时纣王和他的嫔妃已死，武王命人用黄钺斩纣王头，用玄钺斩其嬖妾头。次日除道、脩社，周公旦执大钺，毕公执小钺，分左右侍卫武王。在这里，钺既是刑具，也是护卫兵器、仪仗器。可见在商代早期用于实战的斧钺，在商代末期便已经逐渐转变为礼器和刑具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之后的周不重视钺。
当然这并不是说商之后的周不重视钺。《尚书·顾命》云：“一人冕，执刘（即斧）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这是钺用作仪仗器的记载。《尚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而黄钺在这里则是王权的象征。此外，天子还可以将钺赐予诸侯，以表示授予杀伐权力。斧钺用作刑具的时间很早。商代金文中就有用钺砍杀人头的形象，《国语·鲁语》中“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的语句，便是斧钺用作刑具的证据。汉代也继承了这点，一般以斧钺为刑具。孝堂山画像石的战争场面中。
于对立两钺的兵器架上悬人头，即表示用它行刑之意。斧钺用作刑具，一方面是尊崇传统，另一方面是其工具属性的必然结果。在青铜时代，厚实而坚固的斧钺，更适合处刑犯人，而不必担心会因为使用过多而导致武器损坏，这也是其作为刑具的重要因素之一。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人在很早以前，便对武器重量在行军后勤方面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解。因此轻量化的戈在商周中原民族战争中成了当之无愧的主角，而在上古便诞生的斧钺就此沉沦，不再作为主要的格斗武器出现，而转为权力标志及专用的工具。
在后世的战争中，因盔甲技术的进步，斧钺这种重型武器依然有着一定的用武之地。在唐代，斧钺仍作为重步兵的格斗兵器而广泛出现于壁画中。同时因为重量因素，斧钺对使用者力量要求较高，这也限制了其在战阵普通士兵中的普及度。在宋代的应用中，斧钺也多为守城战中使用。因此在实际战争中，斧钺更多是以用于防御的专门兵器的姿态出现，而在火器大规模装备后，其价值便彻底地消失了。锥形木棒是椎的本义，也是其原始形态，在西周和之后的春秋及战国时代，它便就有了新的发展变化。
长杆的“椎”在与钝刃结合后逐渐演变为殳及后世的棒类武器，而在宋代又演变出诸多形制，之后明代的刀棒或大棒也属此类。另外，短柄的“椎”则演变为后世的锤、骨朵等武器。从史籍和考古资料来看，两宋时期，不单是宋朝，辽、金、西夏也都使用这种兵器，因为它本来就是草原牧猎民族自上古便常见的格斗兵器，最适合骑马作战。同时骨朵也常作仪卫兵器使用。《宋史·仪卫志》：“凡皇仪司随驾人数，崇政殿只应亲从四指挥，共二百五十人，执檠骨朵，充禁卫。”河南禹州白沙北宋1号墓，以及内蒙古、辽宁或其他地区的辽、西夏、金墓壁画中，也都有手执骨朵的仪卫形象。在战场上，锤虽非制式兵器，但作为杂式武装，也多有士兵和将领使用。如《宋史·岳飞传附子云传》中记载：“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登城。攻下随州，又攻破邓州，襄汉平，功在第一。”这段记载在后世也被小说、戏曲等采用并有诸多改编，如著名京剧《八大锤》等。宋、辽以后的蒙元，锤、骨朵是骑兵擅用的兵器，近战肉搏，得心应手。此时锤的形状多为瓜形，六棱或八棱。
明天启年间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三》中记载了其使用方法：“锤有二，前者为之正锤，后面手中提者为之救命锤。”意思是使用时，前面的锤用于击敌，后面的锤则用于防备。这种流星锤在先秦的鄂尔多斯草原牧猎兵器中也可以见到，它们既可以穿上绳索作流星锤使用，还可系短索，索上之后再接短柄，作链锤使用，若甩动起来，其击打力度比普通骨朵更强。元朝的蒙古骑兵也使用这种链锤，而在明代火器普及后，锤的作用和大多数的打击兵器一样日渐式微，尽管清代仍有使用，但多是充作表演或者礼仪所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