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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艺术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
二、人物形象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徒问学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记录，其“论纂”者没有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由于他们十分熟悉所写人物的一切，又能设身处地写出人物的活动，不经意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活跃着一个个生动饱满、具体可感的形象。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是20世纪《论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之一，也是确认《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百年中，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又大致上集中在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形象特征和表现人物的手法两个方面。
三、文体特征与总体风貌研究
《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著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辑录，重在记言，因此，对《论语》文学价值和散文艺术成就的认识，首先是从其语言特征开始的。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从“儒者崇实”的思想特征，洞察了《论语》“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的语言艺术特色。蒋伯潜认为，《论语》作为“最早之记言体”，“章既简短，辞已质朴”，而所以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乃与《论语》之成书方式有关，《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其所见所闻的“直录”，“盖虑其铺张润色，或致反失其真，记录忠实，理所当然。”柳存仁把《论语》的语言特征概括为“语长文简”、“多含蓄较深之意义”，认为其“记言之处”，“已颇有较丰富之文字与情感可资表章者”。从以上论述可知，20世纪30-40年代，研究者从总体上简明扼要地认识到了《论语》的语言风格特征，并对其成因有所认识：一是由早期儒家的思想主张所决定，二是“记录”的写作方式，三是由于当时的书写物质条件的限制，“大约《论语》成书之时代，文书之物质尚极难获得，记录口语，仅记纲目以免遗漏，而精微深远之涵义则仅凭口说，未必全在布帛。”
二、人物形象研究
《论语》作为孔子及其门徒问学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记录，其“论纂”者没有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自觉意识，但由于他们十分熟悉所写人物的一切，又能设身处地写出人物的活动，不经意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活跃着一个个生动饱满、具体可感的形象。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是20世纪《论语》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之一，也是确认《论语》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百年中，对《论语》人物形象的研究又大致上集中在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形象特征和表现人物的手法两个方面。
三、文体特征与总体风貌研究
《论语》作为一部孔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记录的语录体著作，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崇德重用的特色，用现代观念的先入之见来评价其文学性，引述西方话语方式评说其艺术特色难免未达一间的隔膜感，因为具有文学价值与文学作品毕竟有所区别。因此，不从既有概念出发，针对研究对象的实际，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特征与风貌，应是《论语》散文艺术研究的题内之义。
孟子的思想来源于孔子。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他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勿夺农时”，保证农民有劳动的时间；“省刑罚，薄税敛”，使人民有最低的物质生活条件；加强道德教育，使人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孟子看到人民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苦难，企图采用这些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过它对发展生产还是有好处的。同“仁政”学说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君主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取得和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国君要实行“仁政”，与民“同乐”。对于残害百姓的国君，国人可以杀。商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纣，他认为杀得对，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虽然有同情人民、谴责暴君的一面，但他的政治思想还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他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成为替剥削制度作辩护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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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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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论语都属儒派,但是前者比后者少些委曲求全的姿态,多些法制思想内容.这是比较根本的.另外的就是词体风格有不同,教化人的角度跟辨证关系,前者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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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比<论语>更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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