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发展不协调?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短文,说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代人文科学远发达于自然科学.个人认为说的很对.现在想找找类似的文章!
怎么说中国古代都有重文轻理的现象吧,,

Answer 1

你的问题比较接近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提出各种观点。
我认为从经济的发展上，中国古代，一直到近现代的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而且一直可以自给自足，所以缺少发展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动力。农作物的产量和天气的变化是无法精确预测的，这使得古人更倾向于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这也影响到科学理论的产生。农业生产受季节影响，每年都有较长的空闲时间，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Answer 2

西方不是也一样，古代西方更多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即使近代西方的崛起也是在文艺复兴的带动下开始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不一样，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因此你感觉也不一样，一个人往往把他接触感觉最多的作为社会主流。看哪个方面更进步，应该是看到它超越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程度，而不是量的大小，造纸术的产生远比汉书的撰写更加震撼。

Answer 3

　　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翻开《中国科技史》，每一页，每一项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惊叹：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我国古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近代却迟滞、落伍了。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

　　战国时期，激烈的变革、频繁的战争，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此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于是农学发展起来了，有了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意识。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来。

　　封建帝王认为，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阳的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吉凶……”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成就显著的原因。

　　要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得精于计算，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中国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中央政府为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古代自然经济螺旋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商业、城市的繁荣，为科技文化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合乎规律的政治制度、措施，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战国、隋唐、北宋等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战国时期，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是“古今一大变革”。诸多矛盾纷纭复杂，思想界空前活跃，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广揽人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农业水利科技、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策，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科技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此卷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以隋唐经济为基础，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进代。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毕升创造了活字的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朝发明了火药，北宋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北宋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不断扩大，由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指南针，从此时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北宋《萍州可谈》记载，1098—1106年间在广州“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不久，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传入欧洲人手中。马克思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隋朝开始，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魏晋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出身卑微，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会，以满足更高的需要。科举制在初建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积极参与政事，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研究，所以唐宋时期，科技成就辉煌。

　　在古代，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人有放达之风；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下的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要自由得多。正因为有人的自由，有创造的空间，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并将之物化为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阴霾时代。因而，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璀璨夺目。

　　此外，中国地广人多，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再者，历朝的开放政策，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泽被东西的中国文化圈。在西方，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日尔曼人潮人潮水般的涌入，摧垮了一切。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的，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

　　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苏州等地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之中，可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倡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资本主义萌芽十分微弱。“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

　　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极端野蛮的文字狱的出现，也使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鲁迅曾说：“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封建文化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已毫无创造力可言，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雄厚的基础理论作铺垫，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使得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了政治学的轨道，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科学抽象的殿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物，它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强调共性，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个别的、有分析的探讨，传统科学擅长综合，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但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独立的研究，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缺乏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的专门理论的障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讨；重整体综合、轻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使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读经书，考科举，将踏仕途、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先选择，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这种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视为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或流失。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曹操曾说：“有事赏功能，治平尚德明。”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就学术而言，则是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知识分子崇尚政治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无疑也是阻碍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造就了普遍的“萎缩型人格”。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特征，即“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其整个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的发扬，造成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在意志品质中，那种对抗权威，反对传统的“独立性”和“果断性”强调不够，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竞争性”更是极为罕见。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否定人的个性。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儒家文化的政治化，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对创造型、开拓型人格的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才能前进，否则就会没落。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一要能够自我批判；二要有开放的教育。然而封建的文化专制统治，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培了物质文化氛围。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道德型人格”转向“自尊型人格”。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肯定人和人性，强调要发展个性。人在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回到自然，得到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信仰，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强调外在的超越；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化学物质，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的超越。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学音和文字，离科技——第一生产力太远，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经济落后，国力衰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科技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所以，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中国的科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生机盎然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