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Answer 1

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
　　

　　 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有所了解，我们怎么来看待中国的社会分层？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党开始就是基于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例如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阶层，以及毛主席当年写的著作。大家可以读《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写得很精采，这是他对于当时的社会阶级的理解。从这里我们意识到，不管叫什么名字，今天我们更多的不叫阶级而叫阶层，但是本质反映的是一个群体的利益差异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群体之间有很大的利益差异，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要知道这个利益差异在哪里。即使像美国执政党拉选民，它也必须知道用什么样的政策得到选民的支持，所以一般中产社会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选票丢了就不能当总统，拉到票就能够当总统，也是基于对阶级阶层利益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阶层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就是要消灭私有经济，1956年的时候改造工商业（今天叫做民营经济，也有人叫私营经济），认为是不好的，先是变成公私合营，后来就把私营经济消灭掉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期的时候，雇工现象产生了，当时的想法是雇工少一点好，多一点不好。当时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私营企业主，一个是个体户， 在登记的时候是“七下八上”，意思是如果雇工7个人以下就是个体户，如果雇工8个人就叫私营企业。 当时的想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不过就举一个例子：假设纺纱厂的老板从工人中获取剩余价值，当工人增加到第8个的时候，从中得到的剩余价值可以养一个人。这不过是举一个例子，不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但当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 只有“七上八下”这种说法，因此当时工商注册的时候就是依照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关于私营企业的讨论很激烈，中央态度是很明确的，这个事情先不讨论先看实践。邓小平的想法是，一天到晚讨论争论来争论去，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个时候有人给中央打报告，说有一些企业雇工已经上千人，按过去的定义就叫大资本家，所以那个时候很紧张。后来中央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办法，也就是既不报道，也不宣传，也不批判，也不争论，先看发展。后来就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了。
　　 今天我们研究深圳社会结构构成的时候发现，深圳的民营企业占很大的比例。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话现在的就业根本解决不了。怎么可能 只靠国营来解决就业，我国大约有9亿劳动力，国营企业才能吸纳多少？另外，现在的国营企业基本上是合同制了，也不是以前的铁饭碗了。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涉及到了刚才张理事长所说的经济的问题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就没法运转了。我觉得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千万不要再退缩，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的基本经验。
　　 阶级、阶层核心是公平问题。毛主席当时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改造？他领导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土改，另一件事是工商业改造。他的想法就是“公平”，是基于“地主干嘛占这么多地，你把地分给农民就是公平的” 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想法。1956年的时候觉得资本家占有企业、工人倒不占有企业，不公平，于是让私营企业主搞公私合营，其实就是国有化的第一步，根据赎买政策是给利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利息停止了，这些企业后来发展为国有企业。但是，其核心是“公平”。什么叫公平？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三十七八年里确实对公平有一个反思，过去有一个想法，你拿太多、不均等就是不公平，后来邓小平认为你得看为什么不均等。尤其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强调社会主义阶段按劳分配，叫作多劳多得，其实多劳多得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讲多劳动的贡献大的应该多拿，反过来少劳的少得，没有贡献的二流子不应该去拿。今天更发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这样如果仅仅讲“均等化”不是解决公平的办法。
　　 社会学“社会分层”的概念还是比较理想的，因为阶级实际上是在群体中利益差异最大的一种思考和一种社会群体分化的现象，不是什么事情一定是阶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层的概念缓和得多，中央现在也用分层的概念。比如“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低收入层”都写进了中央的文件，统计局也用这样的概念，分层有各种的方法，核心还是一个垂直的分层。
　　 现在我们碰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均等，另一个是公正。我们共和国在毛主席的时候，也就是在改革开放78年以前，强调的是均等不均等的事情，也就是尽量把资源配制得均等一点。应该承认当时那一代的领导人不容易，这么大一个国家，要把这么多的资源通过行政体系配制给每一个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那一代的领导人真的本事很大的，像周恩来那样的人确实能力超强，现在没有哪个能力能够做到。大家现在可能理解不到，那个时候有一个给城里配的副食本，过年过节的时候拿副食本一个人能领一包花生米，不过年不过节没有的。应该承认， 在一个社会里能够组织这么强大的分配真不多见，那时候 没有出现太多的腐败，如果腐败太多早把这套体系腐蚀掉了不可能配制下来。那个时候就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一个均等问题，让大家差不多，所以我们看基尼系数确实差异不是那么大。
　　 到底什么叫公正？那样一种配制叫公正吗？在那样一种配制下出现最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社会没有效益了。反正就等着，到时候给包花生米，房子就等着熬年头。那时候每个单位都有“分房条例”， 基本上是年工制， 年龄越大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给算分就高一点，相反的分低一点。我们曾经用那样的方法去做，但是发现没有效率，跟经济发达国家的差异非常大。
　　 现在深圳很发达了，我198年上研究生的时候来过深圳，记得那时候深圳是满街的泥泞，偶尔才能见到一栋大楼。就那样好多人还说深圳卖的东西在北方的城市里很少见的，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初步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刚初期的时候是很落后的。
　　 我们从均等和公正两个向度，把全世界的体制分成四种，最坏的一种体制是既不公正也不均等，这种体制贫富差异很大，那些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比如拉丁美洲南美，也是政权更替频繁、动辄军事专制，贫富差异很大，腐败系数也很高。最好的是既均等又公正，但这是挺难的。我们曾经有一个调查组在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等国家做 调研，跟政府相关部门谈、跟企业谈，发现这个体制真是挺均等的。
　　 北欧的体制很有意思，德国挺奇怪的，离北欧比较近，也有点偏这种体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非常低，但居然也还有效益，这个结果使得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认为那样平均分配的话不就没效益吗？结果发现也有这种体制，分配得挺均等但也不是没有效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问题是这些国家没有碰到像我们国家这样一种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巨大的国情，历史包袱很重，有13.7亿人口，等等这样的诸多困难。我印象中去芬兰调研的时候，芬兰只有300多万人口，我还开玩笑说你们芬兰有300多万人，我们北京大概是2500多万人，我所在的海淀区就有450万。北京一个区的人口比你们整个芬兰人口还要多。所以，人多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关口一封闭,仅深圳过深圳的日子也挺容易的。但是13.7亿人口流动起来困难就大了。
　　 这四种体制：我们认为第一种最坏，既不均等也不公正，第二种是均等但是不公正，第三是公正但不均等，第四是既均等又公正。
　　 第二种均等的实验我们做过，我刚刚说了连包花生米都平分了，平常想吃花生米没有，商店里就没有这个东西，生产出来很艰难，因为好几亿人，过年过节每个人拿副食本就能够领到一小包花生米，这是均等的。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好好干活呢？那时候有一个概念叫“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从经济学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聪明的人就不干了，既然所有人得到都一样,拼命干了半天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就没有激励机制了。
　　 看来，目前可能选的只能是第三种“公正但是不均等”，当然这个不均等的差距也不要拉得差异太大。
　　 其实我们有两个大的关注：
　　 第一，谁得到了什么。这是讲的收入、财富在人群中怎样分布的，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比如富人马云，他的资产排到前几位，每年都有公布中国资产排名第一位、第二名的排名。也有很多人收入很低。
　　 第二，为什么得到。第二个问题比第一个问题还重要，就是为什么得到。例如，比尔盖茨得到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办了微软公司，直到今天，我们用的PPT这样一种办公软件也是他公司造出来的，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便利条件。以前我们讲课没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缺了这个东西几乎不能讲课。可见他对我们生活、工作的便利性提供了很多的帮助，所以，他成为高收入者，因为高水平运营，没有人攻击他说“比尔盖茨凭什么拿这么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思考一个人为什么富有？如果是真的凭本事的话我估计大家也都接受。但是反过来，一个贪污腐败的人，现在这个问题大家特别关注，某一个巨贪被抓出来了，贪污数字惊人，清点赃物的时候点钞机都烧坏了多台，总之这个信息让大家听起来很不公正，因为贪污腐败而获得财富肯定是最不公正的。
　　 这样，就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公平观念认为，反对一切差异，社会分层结构本身就不应该有，需要摧毁社会分层本身。
　　 第二种公平观是认为社会结构本身很难消除它的分层性，我们观察了全部的人类社会，包括原始部落也观察了，那个族长和氏族成员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性的。所以，公平可以存在分层。
比如北欧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也是一种社会分层社会，我们刚刚解释了它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但是，实际上也是分层的。当然，在市场第一次分配的时候差异性挺大的，大老板的收入也挺高的。但是通过第二次分配，通过税收、福利、保障等各种调节机制把基尼系数调过来了。可见北欧也没有能够消灭这种分层。整个社会也有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下层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占了多数，所以整个社会差异度不是很大。看来第一种想法更符合目前多数人的想法，
第二种，要把社会分层摧毁掉，不现实。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中社会分层的四个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试图打碎社会分层结构，结果发现产生了新的问题，后来的实验是一定程度上恢复社会分层结构了，这是正常的，社会结构也是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了社会分层结构，社会秩序都难以保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就是一个例证。
　　 这样就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公平观点了：
　　 第一，注重结果公平。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今天如果按照这样的想法，比如说去库存，那就太容易了。首先搞清楚房地产有多少库存，房地产统计有多少亿平米库存的房子，再问谁没房？小年轻高兴啊，在深圳的打工族说“我没房啊”，“拿来分”。当然，这是开玩笑，今天有物权法，有物权不能分。但当年我们就是这样的想法，我们1956年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时候，很多私房交给了房管所，把一部分原来的私房，拿来分给无房的居民了，当时称作“经国家出租”，简称“经租房”。一次性调整，虽然听起来好象挺简单，其实，缺乏对一个复杂社会的理解，不是那么简单，你以为你把它调平以后社会就公平了？其实更复杂。
　　 我写过一篇文章《经济分层和政治分层》，你以为把经济调平整了社会就没有差异性？没想到，整个社会差异性更大了，文化大革命斗到那个地步，证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十分激烈，不是把财富人为地分配以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种想法，以为简单地调结构可以解决，但是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社会这个有机体特别复杂，不是我们想象的，随便可以动一动，最后发现新的问题会产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第二，机会公平。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接受新的公平观念 ，大体上我们把他叫做机会公平。如果看文件的话，我们看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都使用这样的概念。机会公平的概念实际上是说：起跑线平等，给大家创造机会或条件，机会公平使得一个社会更有发展动力。 举个例子吧，“文化大革命”中有种说法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中国人打乒乓球特别好，那时候就把世界各国的乒乓球运动员请来了，一打肯定我们中国人打得最好。但是，后来在发奖的时候每个国家都发一大奖杯，不分先后。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想法，友谊第一，比赛次要的，体现大国的风范。但是，实际上你可以那样去做吗？ 实际上那不符合一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机制，如果你那样做的话，谁还好好去打乒乓球呢？打了半天，一个打球很差的人也拿一个大奖杯，一个拿冠军的也拿同样的一个奖杯，都是一样，这个社会怎么会前进呢？
　　 后来强调机会公平了，十八大报告使用的概念是“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理念进步，就是终于意识到了一个社会极其复杂，人们理念上都希望有一个特别公平公正的体制，但如果简单地把结果拉平，实验证明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