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于欢上诉的结果是什么？
"辱母杀人案"：已受理于欢等人提出的上诉，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已通知双方律师阅卷，听取意见 。
2017年3月26日，女企业家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月息10%。她在支付本息184万元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催款人杜志浩脱下裤子，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接到报警前来处理此案的警察离开接待室时，情急之下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将杜志浩捅死，另造成两人重伤，一人轻伤。之后，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如果没有于欢情急之下持刀行凶的死伤，这只是一起由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普通“非法拘禁案”。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夹杂其中的“辱母情节”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可以说近年来无案出其右，既造成了一死二伤的后果，也挑战了公众的社会道德和公平认知。更重要的是，此案的审判结果，并没有如辩护律师及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以“防卫过当”来认定，也就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什么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对被告人处以更轻的刑罚呢？当地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故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的确，刑法上正当防卫的成立，将“防卫的紧迫性”作为核心要件，其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不得不制止侵害。从法院的认定看，恐怕还是认为防卫达不到“不得不为”的程度。问题在于，“没有人使用工具”，被告人及其母亲就没有现实危险吗？当“极端手段污辱”都已经出现，谁能预料，不法分子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更恶劣、更危险的侵权行径？
然，“派出所已经出警”，但警察仅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了房间。应当说，这种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被告人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的确符合“不得不为”的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当然，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出现“死亡1人”等情形，有关执法人员已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
其实，除当天的案情外，审判机关还应综合考量的重要情节是，对方一些前置情形的“违法性”，也就是具有“黑社会背景”，以及“高利贷”“非法拘禁”等行为。这些事实不仅从侧面印证被告人的激愤之举实属“不得不为”，还能证明其本人的“主观恶性”较低，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有利的判决。
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超过必要限度”的“门槛”抬高，施以无差别的“对待”，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一审判决
2016年11月21日，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向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公诉，指控被告人于欢故意伤害罪。聊城中院于当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对该案进行了合并审理。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2]。山东聊城法院认为：虽然讨债人限制了苏银霞母子的人身自由，并当着于欢的面羞辱了他的母亲，但杜志浩等并未动用工具，在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因此判定于欢犯有故意伤害罪而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并要求于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830多万元[4]。
二审宣判
2017年6月23日上午9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院第22审判庭公开宣判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由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5年。法院认定其刺死1人行为系防卫过当[13][14]。
“辱母杀人案”上诉人于欢的二审辩护参考意见:
舆论热议
此案一经媒体披露,在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媒体普遍认为一审判决违背基本人伦，专家学者们也纷纷撰文发表于欢构成正当防卫的观点。
最高检迅速介入此案，派员赴山东指导调查，最高院副院长沈德咏4月5日在济南主持刑事审判工作调研座谈会上发表了“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的意见。
3月2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3月24日已经受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的二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