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历史学家为何看法不同？
建隆元年，赵匡胤称帝，在平息了李筠、李重进的叛乱后，国内已经没有能够与赵匡胤相抗衡的势力了。老话说：开国易，守国难。赵匡胤开始考虑一系列安邦定国的策略了，针对如何加强自己的权力，从而巩固统治。
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最难处理的是开国功臣。“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诛杀开国功臣是一些开国之君惯用的手法。皇帝担心功臣的权力地位会威胁到自己后世的统治，而功臣也深知“兔死狗烹”而不愿失去手中的权力，这种互相猜忌只会导致两种结果：皇帝痛下杀手或者功臣联合谋逆。
以上所述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刘邦诛杀开国功臣（怎一个惨字了得）。赵匡胤的做法与刘邦截然不同，他只是剥夺了功臣们的军权，同时给予他们丰厚的赏赐和崇高的地位，并通过联姻巩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杯酒释兵权”发生之前赵匡胤所作的铺垫，（不是所有）。
历朝历代包括一部分今人都认为：如此亘古难题赵匡胤难道仅凭一顿饭就解决了？从而进一步怀疑“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当然还有一些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发出的质疑：“杯酒释兵权”来源宋人笔记，而非官方正式文书所载；“杯酒释兵权”在宋代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这么重要的事官方文书怎么会如此惜墨如金？
赵匡胤是否凭一顿饭解决了问题？这个问题是最容易解答的。我此文的第三段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由于不全面，在补充几点：
建隆二年初，赵匡胤罢免了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容延钊的职务，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且从此不再设立殿前都点检一职（赵匡胤通过此职位黄袍加身）。与此同时，罢免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职务，出任成德节度使。这两人分量都不轻，但这只是第一步，同年七月，石守信、王审琦等老兄弟出任了节度使，这是最后一步。这中间发生的种种，则是我最先提起的不同于刘邦的点。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一个人看得很清楚，他就是乾隆皇帝，他曾在“杯酒释兵权”中下过批注：“读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释兵权’为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见也。守信数人若果不可制，岂数言委曲规讽所能罢其典兵者？彼时宋主英勇固出数人之上，操纵由己，消患未然。守信诸人方承命不暇，又何敢有异议乎？史家无卓识，徒于杯酒诡词处炫奇，以为秘计神谋，而不于宋主英断勇为处着眼，而后世遂以为是妙策独出。吁！可笑矣！”
大意为：“历来读史书的人大多数都认为宋太祖在宴饮之间轻松地解除了禁军将领的兵权，在不知不觉中使天下安定，这是在是鄙陋浅见。石守信等数位禁军首领如果不是受制于宋太祖，又怎能靠几句客气话、知心话、暗带威胁的话就放弃了手中的军权呢？这明明是因为宋太祖比他们更有谋略、更果断决绝，早就防患于未然了。石守信等人领命还来不及，又怎敢发出别的声音？修史的人没有远见卓识，仅看到了杯酒而大肆渲染，而看不到宋太祖的过人之处，太可笑了！”
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人微言轻，只能尽可能将自己所知道的讲述出来。关于“杯酒释兵权”一事，当时的官方文书《国史》、《实录》里均无记载，甚至《宋史·太祖本纪》里也着墨不多，而主要资料则来源于宋人笔记，如王曾《笔录》、丁谓《谈录》、司马光《涑水纪闻》。
“杯酒释兵权”一事最早出自于丁谓之手（丁谓在宋真宗时期任宰相），之后，王曾在《王文正公笔录》中做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如今网上最为流传的版本，有兴趣的可以搜查），王曾在宋仁宗时期任过宰相，而且其为人端庄仁厚，言谈举止皆有规，连当时最爱开玩笑的杨亿见到他也一本正经。
《史书》载：“曾资质端厚，眉目如画。在朝廷，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像这样一个严肃认真、痛恨虚妄之事的人岂会对前朝的事情造假？
另一方面，司马光是何人？一手编纂了《资治通鉴》的奇人，他一向被认为是一位严谨有加的历史学家，这样的人会没有依据就对杯酒释兵权的事件增加大量细节吗？
所以，依我个人的判断，“杯酒释兵权”的事情一定是存在的。而且，赵匡胤为了顺利完成此举早就开始运筹帷幄了。他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所以才顺顺利利以“看似一顿饭的过程”就解决了历代开国之君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