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卷十二 列传第四(2)
时齐主已走邺，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据并州。延宗因僣伪号，出兵拒战。高祖进围其城，宪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获之。以功进封第二子安城公质为河间王，拜第三子賨为大将军。仍诏宪先驱趣邺。明年，进克邺城。
齐任城王湝、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有众数万。高祖复诏宪讨之。仍令齐主手书与湝曰："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不优待。"湝不纳。乃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士者，亦数千人。宪军过赵州，湝令间谍二人觇窥形势，候骑执以白宪。宪乃集齐之旧将，遍示之。又谓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还，可即充我使。"乃与湝书曰：
山川有间，每深劳伫，仲春戒节，纳履惟宜。承始届两河，仍图三魏，二者交战，想无亏德。昔魏历云季，海内横流，我太祖抚运乘时，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业，兴稽山之会，总盟津之师。雷骇唐郊，则野无横阵;云腾晋水，则地靡严城。袭伪之酋，既奔窜于草泽;窃号之长，亦委命于旌门。德义振于无垠，威风被于有截。彼朝宿将旧臣，良家戚里，俱升荣宠，皆縻好爵。是使临漳之下，效死争驱;营丘之前，奋身毕命。此岂唯人事，抑亦天时。宜访之道路，无俟傍说。
吾以不武，任总元戎，受命安边，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风导礼，皆荷来苏。足下高氏令王，英风夙著，古今成败，备诸怀抱，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姓汉朝。去此弗图，苟徇亡辙，家破身殒，为天下笑。又足下谍者为候骑所拘，军中情实，具诸执事。知以弱卒琐甲，欲抗堂堂之师;萦带污城，冀保区区之命。战非上计，无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许。已勒诸军，分道并进，相望非远，凭轼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几也。
宪至信都，湝阵于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遂以众降。相愿，湝心腹也，众甚骇惧。湝大怒，杀其妻子。明日复战，遂破之，俘斩三万人，擒湝及孝珩等。宪谓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独存。逢宗社颠覆，今日得死，无愧坟陵。"宪壮之，命归其妻子，厚加资给。又问孝珩。孝珩布陈国难，辞泪俱下，俯仰有节，宪亦为之改容。
宪素善谋，多算略，尤长于抚御，达于任使，摧锋陷阵，为士卒先。群下感悦，咸为之用。齐人夙闻威声，无不惮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长驱敌境，刍牧不扰，军无私焉。先是，稽胡刘没铎自称皇帝，又诏宪督赵王招等讨平之。语在《稽胡传》。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鸾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
寻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宪属尊望重，深忌惮之。时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谓宪曰："三公之位，宜属亲贤。今欲以叔为太师，九叔为太傅，十一叔为太保，叔以为何如?"宪曰："臣才轻位重，满盈是惧。三师之任，非所敢当。且太祖勋臣，宜膺此举。若专用臣兄弟，恐乖物议。"孝伯反命，寻而复来曰："诏王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至即执之。宪辞色不挠，固自陈说。帝使于智对宪。宪目光如炬，与智相质。或谓宪曰："以王今日事势，何用多言?"宪曰："我位重属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宁复图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兹恨耳。"因掷笏于地。乃缢之。时年三十五。以于智为柱国，封齐国公。又杀上大将军安邑公王兴、上开府独孤熊、开府豆卢绍等，皆以昵于宪也。帝既诛宪，无以为辞，故托兴等与宪结谋，遂加其戮。时人知其冤酷，咸云伴宪死也。
宪所生母达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册为齐国太妃。宪有至性，事母以孝闻。太妃旧患风热，屡经发动，宪衣不解带，扶侍左右。宪或东西从役，每心惊，其母必有疾。乃驰使参问，果如所虑。宪六子，贵、质、賨、贡、乾禧、乾洽。
贵字乾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岁，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户。太祖之初为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尝假人，至是封贵焉。年十一，从宪猎于盐州，一围之中，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头。建德二年，册拜齐国世子。四年，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寻出为豳州刺史。贵虽出自深宫，而留心庶政。性聪敏，过目辄记。尝道逢二人，谓其左右曰："此人是县党，何因辄行?"左右不识，贵便说其姓名，莫不嗟伏。白兽烽经为商人所烧，烽帅纳货，不言其罪。他日，此帅随例来参，贵乃问云："商人烧烽，何因私放?"烽帅愕然，遂即首服。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质字乾佑。初封安城公。后以宪勋，进封河间郡王。賨字乾礼。大将军、中坝公。贡出后莒庄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龙涸公。并与宪俱被诛。
史臣曰：自两汉逮乎魏、晋，其帝弟帝子众矣。唯楚元、河间、东平、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驰誉。何则?体自尊极，长于宫闱，佚乐侈其心，骄贵荡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终鲜于天下之士焉。齐王奇姿杰出，独牢笼于前载。以介弟之地，居上将之重，智勇冠世，攻战如神，敌国系以存亡，鼎命由其轻重。比之异姓，则方、召、韩、白，何以加兹。挟震主之威，属道消之日，斯人而婴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张耳、陈余宾客厮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齐之文武僚吏，其后亦多至台牧。异世同符，可谓贤矣。
《周书》的简介
北魏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贵族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政权，史称西魏（535—557年），与它并立的是东魏政权（534—550年）。后来，西魏的鲜卑族宇文氏贵族夺取了拓跋氏的皇位，建周皇朝，史称北周（557—581年）。专记西魏、北周史事的“正史”是《周书》。
《周书》五十卷，唐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号曰《周书》。它包括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全书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周书》问世以前，西魏史宫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仅有十八卷），都没有成书，但它们为《周书》的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
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干的史学家，编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就是他首先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来的。贞观年间编撰“五代史”，他是事实上的总裁，后来又参与重修《晋书》的工作，并被所有修撰者“推为首”，在制订《晋书》体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热情支持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使这两部史书得以顺利地进呈皇家，被列为“正史”。由此可见，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愧是一位有远见、有度量、有组织才能的史学家。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在三个问题上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特殊的'体例。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象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二）开阔的视野。
《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三）简劲的文笔。
《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