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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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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