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三光而永光"是什么意思?
形容心目中的最神圣的东西，它如天长如地久，与日、月、星同辉。
1929年6月3日，在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集资建起了“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是陈寅恪撰写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的这种精神，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远地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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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陈寅恪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
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去世时只有50岁。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逢清王朝衰亡，列强正急于瓜分中国。18岁时，就是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完全失败，以后签订了《马关条约》。
而1898年戊戌变法，是王国维22岁时发生的。当时维新派在上海办了《时务报》，王国维从偏僻的海宁来到上海，进入报馆做校对。这时罗振玉在上海立了东文学社，王国维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到那里去研习西方近代文化。
当时东文学社有两个日本教师，一个叫藤田丰八，一个叫田冈佐代治。田冈佐代治是研究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因此对西方哲学发生了兴趣，一下子被哲学给吸引了，开始对康德、叔本华产生兴趣。
王国维对学术并没有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
正如陈寅恪所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王国维的说法有时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但很诚实，没有想要欺世盗名，说谎话去骗人。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叶嘉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学贯中西的王国维
[三光]是日月星，另附原文。
● 陈寅恪
【按：1953年12月，陈寅恪先生的一位学生奉命南下，劝陈先生北上，出任拟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长一职。陈寅恪先生专门为此作了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 原载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参考资料： http://www.tecn.cn/data/1682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