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如德的个人其他信息
1、荣如德 《癌症楼》最早译者
《癌症楼》翻译于1979年左右，最早在1980年4月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当年翻译《癌症楼》，我个人觉得还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因为索尔仁尼琴是位“执不同政见者”，我害怕翻译了他的小说之后，不知道哪一天也被牵连。 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我成了惊弓之鸟。所以当出版社领导要求我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要领导写一张保证书，不受牵连。虽然我也知道那只是没用的“救命稻草”，后来保证书就不了了之了。
出版社领导让我翻译《癌症楼》有两个原因，《癌症楼》难译，小说继承了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传统，小说非常阴暗，另一个原因是我英语和俄语都能翻。当时，手头只有一本从欧洲辗转过来的地下出版的俄语版《癌症楼》，无法想象印刷错误率有多高，只好对照英语版来看。没想到，这本内部发行的小说会引起那么多关注。
2、很多在“文革”中有机会读过灰皮书、黄皮书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那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但他们心中往往有一个疑问：在那个意识形态受严格钳制的时代，为什么有这么多“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反动的书被翻译、出版、流通？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当时国家的一项最高决策。时至今日，我们需要通过某些当年的亲历者的回忆，才能尽可能回溯到事情的最初本源。
翻译家荣如德也是“翻译连”一员，参与了《多雪的春天》、《爱情故事》和非洲史的翻译。“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这些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3、荣如德：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