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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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教师,最为困惑的就是学生不读书,也不知道如何读书。课堂上与学子们交流读书心得,常常弄得啼笑皆非。故于高校教师不得不肩负起指导学生如何读书的责任。过去私塾老师发蒙,有个两三年时间,大抵学生都学会了读书。所以国共两党之名将,少有饱学之儒生,但读书均可自学成才。现今普通教育十二年,却没能教会孩子们如何读书,其工作效率实在不及过去私塾内的“冬烘”先生尔。话说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是读书奇才,且其读书方法可借鉴之处亦多。 梁任公谓读书曰:“学生做课外学问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讲堂上功课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进学校,只是求文凭,并不是求学问,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所以不读几本课外书,于梁启超看来就是文不识理,理不通文,最终将制约学术的创新,属“孺子不可教也”。梁启超读书有精读泛读之分,“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梁启超注重记笔记:“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即刻抄下(短的抄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 王观堂也主张学生要广泛阅读不同专业范围的书籍,一方面可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且还可以使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这一点与梁启超的“读课外书为必修课”有些类似。但尤其主张读书不可缺少批判性思维,曰“如果缺少观点,缺少见识,读书再多,也不会对自己的学问有补,而只会使自己迷失在浩瀚的史料中而不能自拔。”如他对戏曲的定义(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即是从大量资料中提出,并借为一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戏曲。陈寅恪有一个读书习惯——在书上圈圈点点,其中有校勘、有批语。蒋天枢有文字记陈寅恪读《高僧传》的批语:“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用力之勤勉……”陈寅恪随手记下的这些圈点和随想成为他日后论文的基本观点和著述的蓝本。陈寅恪大量读书,却不尽信书。对于书上说的、前人说的和大人物说的,陈寅恪总是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才加以确认。陈寅恪在诗中说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这个“不肯为人忙”,指的是读书求学需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受已成观念的约束,要有创见。赵元任曾记述小时的读书经历:读诸子诸经时,“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地懂起来……我好些书都是先背熟了,后来才慢慢儿懂的”。赵元任这个读书方法一直被认为是“死记硬背”的落后方法。但辜正坤教授认为,其实从语言文字本身的存在规律来看,汉语言文字没有太多的词法与句法规则,教学的重点可以放在直接记忆上。儿童的机械记忆力强,成长后理解记忆能力增强、社会生活体验日益丰富的时候,反倒容易融会贯通。中国学界耆宿大多是以此读书方法熏陶而成。只可惜,中国现在的学校,哪一种的读书方法都不复存在,学生除了习题还是习题。除了答案还是答案。12年寒窗,教材以外几乎没有读过一本像样的书,没有像样的读过一本书。遂成今日中国教育之“上学不读书,读书不上学”之咄咄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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