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为什么不能战胜游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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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西夏、金的车轮战下坚持几百年,宋朝军力其实很强。不过是生不逢时,有些英雄气短罢了。
大家都知道宋朝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太宗两次御驾亲征幽州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在军事上对宋朝评价很低。但有多少人思考过宋朝为什么不能恢复汉唐疆界,建立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而相比之下,宋朝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它所取代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
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
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
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可以说,面对如此糟糕的立国环境,就算是大家最崇拜的汉武大帝和唐太宗在世恐怕也束手无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方面是草原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使然,自汉朝以后,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荒漠化越来越严重,而自中唐以后,尤其是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地球气候进入干冷时期,这加剧了北方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这是迫使一些游牧民族改变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如契丹,党项等就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失去产马良地也使收复幽云十六州或河套地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熟悉古代战争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在马镫出现到火药武器成熟之前,骑兵对步兵的优势犹如今天坦克或战斗机对步兵的优势。而收复上述地区非用骑兵不可。是什么原因使中原王朝丧失了产马良地?大家都知道“儿皇帝”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危害中原王朝几百年,但有很多人不清楚那个被骂为“汉奸”的石敬瑭其实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而控制河套地区的是党项族,这些原本是汉族王朝控制的产马良地由于“引狼入室”的缘故被外族控制,那么谁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被不少学者盲目吹捧的唐朝。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作战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而且当“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爆发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时,唐朝都无一例外从其他游牧民族借兵镇压,(相比之下,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爆发时,东汉王朝从国内借兵镇压)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来镇压黄巢起义才得以入主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中就由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这就为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埋下了祸根。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
应该说,面对如此糟糕的国际环境,宋朝能在四个游牧民族的“车轮战”的打击下坚持几百年也算奇迹了。尤其是与“上帝之剑”蒙古铁骑的较量中能坚持近半个世纪也很难得。当然也不能说宋朝的军事制度因此就可以不对宋朝的灭亡一点责任也不负。(宋朝军事制度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讨论)
如果对照宋朝和本朝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两者的立国环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当然本朝遇到的敌人更强大,(美国苏联对中国的优势可是几乎压倒性的,不像辽金等只是单纯军事上占优)自身发展起点比宋朝更糟糕(指的是相对起点)。因此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因此我觉得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加强对宋朝历史的研究。
大家都知道宋朝未能收复幽云十六州,宋太宗两次御驾亲征幽州都以失败告终,因此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在军事上对宋朝评价很低。但有多少人思考过宋朝为什么不能恢复汉唐疆界,建立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
而相比之下,宋朝就没这么好的运气,它所取代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
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
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
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可以说,面对如此糟糕的立国环境,就算是大家最崇拜的汉武大帝和唐太宗在世恐怕也束手无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方面是草原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使然,自汉朝以后,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荒漠化越来越严重,而自中唐以后,尤其是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地球气候进入干冷时期,这加剧了北方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这是迫使一些游牧民族改变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如契丹,党项等就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而另一方面中原王朝失去产马良地也使收复幽云十六州或河套地区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熟悉古代战争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在马镫出现到火药武器成熟之前,骑兵对步兵的优势犹如今天坦克或战斗机对步兵的优势。而收复上述地区非用骑兵不可。是什么原因使中原王朝丧失了产马良地?大家都知道“儿皇帝”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危害中原王朝几百年,但有很多人不清楚那个被骂为“汉奸”的石敬瑭其实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而控制河套地区的是党项族,这些原本是汉族王朝控制的产马良地由于“引狼入室”的缘故被外族控制,那么谁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被不少学者盲目吹捧的唐朝。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作战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而且当“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爆发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时,唐朝都无一例外从其他游牧民族借兵镇压,(相比之下,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爆发时,东汉王朝从国内借兵镇压)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来镇压黄巢起义才得以入主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中就由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这就为石敬瑭出卖幽云十六州埋下了祸根。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
应该说,面对如此糟糕的国际环境,宋朝能在四个游牧民族的“车轮战”的打击下坚持几百年也算奇迹了。尤其是与“上帝之剑”蒙古铁骑的较量中能坚持近半个世纪也很难得。当然也不能说宋朝的军事制度因此就可以不对宋朝的灭亡一点责任也不负。(宋朝军事制度怎么样大家可以自己讨论)
如果对照宋朝和本朝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两者的立国环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当然本朝遇到的敌人更强大,(美国苏联对中国的优势可是几乎压倒性的,不像辽金等只是单纯军事上占优)自身发展起点比宋朝更糟糕(指的是相对起点)。因此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因此我觉得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加强对宋朝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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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上来说,不能有效动员国力.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处于定居民族丧失铁器优势,火器优势还没有建立的阶段.从战略上来说,防守消极,无法占据主动.历史上,只要不能速胜,或者在自身国力强盛的基础上采取怀柔政策,定居民族确实没有好的策略对付草原民族,也有些宿命色彩.宋恰好不能很好地处理战与和的关系,因此陷入了欲战而不胜,欲和而不得的持久拉锯战的状态,国力就这样虚耗而无法彻底解决游牧民族.要不是宋的综合实力确实很强,恐怕场面还会更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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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很多,从根本上讲宋朝就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因为开国皇帝是靠兵变上台的,所以宋朝历代皇帝对统兵将领的节制非常严重,甚至在行军打仗中都要规定好应该部的阵型,同时宋代的将领没有固定的兵丁,实行的“兵不识将、将不认兵”的政策。这样的部队碰到野狼一样的游牧民族哪有不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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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宋朝时期从体制上就是抑武崇文的,因为宋太祖是军事政变上台的,所以特别忌讳武将专权,将军事指挥系统设计的特别复杂,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带来效率低下,同时一些不懂军事的文人在指挥员位置上,结果可想而知.并非是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区别,汉武帝时同样情况,为什么是匈奴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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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亮剑精神,就像抗日战争中的东北军,几十万人一枪不放就逃一样,宋朝自赵光义高梁河败逃后,就断了精气神,之后的皇帝就赵侦还有点振作的意思,可惜变法失败,到徽钦二帝就更别说了,就是两怂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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