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
(一)“九品中正”制与士族政治的形成
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末政论家王符等人，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 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间”的传统，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2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定的“乡品”等级相一致。中正官具备了影响仕途升降的实权，因此又称“九品官人法”。到司马懿执掌魏国大权时，在各州增设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盖以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而且从中正官必须是现任朝官、只负责对本籍贯士人评定等级的规定来看，实在是大有深意的，这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原则，演变为以“家世”、“阀阅”定高下。此后，，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士族垄断仕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九品中正制的这一积弊，在西晋建国之后，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论家给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谏之臣刘毅所论最为透彻，他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几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经典名言。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力主废除中正之制：“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晋书·刘毅传》)此外，卫瑾、司马亮、段灼也曾主张废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马炎深知它对于士族利益关涉极重，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拥戴，他不能贸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废止，迟至隋文帝时期。不久，一种全新的制度——科举制就出现了。
(二)东晋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
在经历了内部自相残杀和胡族的军事进攻之后，西晋政权灭亡了。作为它的继承者，仓促立国于江南的东晋朝廷，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即所谓“侨姓”，他们构成了东晋政权的核心)以及南方士族的联合支持。晋元帝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竟然对人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世说新语·言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出现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为了维持这种“共治”体制的存在，东晋朝廷必须对士族、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给以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皇权衰微、士族得志的时代。在东晋所出现的门阀统治秩序，标志着士族政治发展到了它的巅峰状态。
对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吕思勉、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严耕望、田余庆、毛汉光、朱大渭等著名学者，都有所论列，特别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更被学界尊为经典之作。
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盛极一时也无人可以比拟：据说元帝在即位之时，请王导共坐御床，王导固辞乃止;王导长期任相，秉执朝政;王敦以“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的身份，总领兵权，坐镇上游。王导、王敦内外相维，|军国要津尽在掌握之中。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流传。后来，当晋元帝要从王敦手中收回兵权时，跋扈专行的王敦竟然起兵攻破建康，致使元帝忧愤而死。此后王敦公然以武力遥制京城，完全不顾及君臣名分。王敦看到晋明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在重病垂危之时，再一次起兵进逼京城。王敦虽因叛逆而被戮尸，但王导仍然安居相位，琅邪王氏的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冲击。
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问。王导死后，颖川庾氏(庾亮)、谯国桓氏(桓温)、陈郡谢氏(谢安)，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庾亮兄弟以及谢安叔侄，忠心谋国而无个人野心，尚能够与皇帝、皇室和谐相处;而在桓温当政之时，独断专行，以至于废立皇帝，也不再掩饰代晋自立的意图。简文帝因不堪忍受权臣逼迫，手诏桓温，直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晋书·简文帝纪》)。若非谢安、王坦之等设谋掣肘，桓温完全可能提早结束东晋的统治。
东晋士族之盛，除了政治上以高门垄断朝廷要职、军事上以士人专兵之外，还表现为在婚姻上实行门阀等级内婚制、在社会上强调籍贯(即所谓“郡望”)的重要性。后两者的目的，在于保持和显示士族门第的高贵。以婚姻关系的缔结而言，士族最讲究门第对等，严格按照同类相婚的习俗行事。如果士族人物与庶族通婚，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讥笑。
(三)南北朝时期士族政治的演变
士族政治在南朝和北朝是按照不同的模式发展的。其归宿也不相同。
南朝的士族政治，是沿着魏晋旧轨，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这是由士族和皇权的微妙关系所决定的。南朝的开国皇帝皆非高门出身，而有军将的经历;他们对自恃门第清高而骄人的`士族高门，既有隔膜又存防范;立国又出于所谓的“禅让”，在易代之际需要士族上层人物为之点缀。这就导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旧现象的反复出现。士族高门也适应了这种频繁的改朝换代，只要不影响自己家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官场利益，他们不屑于有忠君殉国之念，于是就有“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阕虽殊，顾眄如一”(《南齐书·王俭传论》)之说。再加之，他们高标放达，以躬亲吏事为耻，不愿意讲究治国经世之道，更不屑于统兵打仗，使得他们丧失了乱世之中承担社稷重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皇帝对士族的根本态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实际上倚重。
作为南朝重要历史现象的“寒门掌机要”，自然应运而生。出身寒门之士，在门阀政治之下受到压抑，他们也愿意借皇帝之力而谋求仕途发展。于是，他们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任命寒门之士担任官品不高、机要性却很强的职务(如：中书舍人、典签)，让他们参与各种核心机密，以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寒人的崛起，对士族政治形成很大冲击。
更致命的“扫荡”来自南朝后期的三次兵火劫难：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高门惨遭灭顶之灾;西魏攻占江陵之后，大批居住于此的荆扬士族被强制北迁;隋军灭陈又有迁徙南方士族入关中之举。至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士族势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兰陵萧氏在隋唐还保持着活力，应该算是江南士族的“一枝独秀”了。
北朝的士族政治则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特色。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学人》第九辑，l996年)一文，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后来居上的价值。
北朝政权是以鲜卑族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留居中原未曾南迁的汉族士人，不得不向统治者俯首称臣，而后参与到这一统治体制之内。北魏的皇权一直高居于士族之上，士族顺序是依据现任官爵高低而定。北朝士族又是由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联合构成，这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密切相关。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孝文帝“定姓族”时规定：鲜卑贵族中的八姓，“著勋当世，位尽王公”，应当与汉人士族高门“四姓”拥有对等地位、享受同等优待。由此可见，北魏士族高门的地位，完全由朝廷所规定，这与南朝士族地位出于先族文化传统，因而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依凭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北朝的士族，只是朝廷的附庸，不表现为对皇权的制约与抗衡。
北朝士族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和能力。他们的首领人物，不崇尚清谈而是广泛地参与实际政务，从而表现出杰出的军政才干，保证了他们在政治中枢的地位无法被取代。崔浩、李冲、李安世等高门士族，是他们所处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特别是北朝士族决不鄙夷武事，他们乐于在统兵作战的过程中建功立业。范阳卢氏、渤海高氏、河问邢氏这些北朝高门，都是累代名将纷出。北朝士族不乏将才，在战火纷扰之时，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和地位。北朝士族的“雄武”之气未曾衰减，与南朝士族的文弱脂粉气质决不相类。
北朝士族有明显的开放性与“务实”精神。当政者和士族主流大多不热中于“区别士庶”(北魏前期崔浩当政、孝文帝改制时曾经强调过“士庶分途”，结果都招致了不满和批评)，新兴的权贵和地方豪强，可以通过伪托、假冒而摇身一变成为士族。冒认门第在北朝是常见现象，并且得到了社会舆论的默许和宽容，特别是北魏分裂之后更是如此。这种风尚，打破了士族血缘的“纯洁”(其实，由于北魏强制推行“胡汉通婚”，中原士族高门的血统已经无法保持纯洁了)，但从政治利益来考察，它却有效地扩大了士族的势力。当政者不主张士族门阀化，而主张向社会吸纳人才、开放仕途，选官用人更多注重“吏干”，而不以门第高低为取舍。这对于改善官僚队伍素质、保持国家机构的政治活力，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因此，北朝的士族，与当政者达成了良性互动，在乱世之中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隋唐之世的士族，基本上是对北朝士族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