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学做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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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鄙陋。
后来，曾国藩认识到，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2、三十而立，学做圣人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曾国藩也是如此。
第二个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曾国藩是其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
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出湖”，湖南人虽然有倔强、坚韧的特性，但也有封闭、褊狭的弱点。湖南人将走出湖南叫作“出湖”，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曾国藩也是这样。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到了翰林院，他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
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
3、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和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曾国藩早期的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曾国藩曾这个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
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鄙陋。
后来，曾国藩认识到，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2、三十而立，学做圣人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翰林官员是非常清闲的，通常一个月只需要初一、十五上两天班，点个卯，其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因此进士们刚进翰林院，很像今天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经过多年苦读，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很多翰林都开始放任自己，曾国藩也是如此。
第二个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曾国藩是其同学中唯一的进士，又点了翰林，因此难免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修养不好，脾气暴躁，曾国藩到北京的头几年经常跟人发生冲突。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
所以年轻时代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是很平庸的，不仅是智商平庸，在性格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常人常见的缺点和毛病。
“出湖”，湖南人虽然有倔强、坚韧的特性，但也有封闭、褊狭的弱点。湖南人将走出湖南叫作“出湖”，湖南历史上有一个规律，一个人只有出湖，才能褪却身上那种在闭塞环境下产生的狭隘偏执，变得大气宽广，有所作为。
曾国藩也是这样。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到了翰林院，他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
通过读书与交友，曾国藩的视野和见识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在家书中说：“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
3、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和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曾国藩早期的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
首先，要把写日记当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日记要用恭楷来写，因为这样反映一种诚敬的心态。日记中规定的，就一定要做到。
其次，日记的作用是“研几”，几就是细节，就是抓住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每一个细节来改变自己，而不是在细节上轻轻滑过去。一个细节上滑过，整个自我管理的工程都可能垮塌，所以在写日记时要反思一整天的活动，不光是要逐一反思自己的行为，甚至要反思检查自己大脑中转过的每一个念头。
曾国藩曾这个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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