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性善论的现实意义
孟子的性善论的现实意义如下：
孟子性善论主张人性本善,就是人的善良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之所以会变坏,就是接触了坏的环境,估计是孟子本身的经历让他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因为“孟母三迁”典故大家都知道，善良的本性,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受欢迎的,都是值得提倡的。
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很积极而且很重要,人人都善良,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像天堂一般。
第一，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了天然合理性的依据。
儒家在价值观上主张仁义道德，如果认为它是“顺”人性的，那就是性善论，或倾向于性善论；如果认为它是“逆”人性的，那就是性恶论，或倾向于性恶论。
孟子强调仁义道德是“顺”人性，符合人性发展的，这就为儒家的仁义道德提供了天然合理性的依据。如果认为仁义道德是“戕贼”、违逆人性的，那就使仁义道德失去了天然合理性，使其成为反人性的。
因此，孟子就批评告子说：“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认为“以人性为仁义”，就像“以杞柳为桮棬”一样，是违逆人性的，这在孟子看来就是祸害仁义了。
第二，孟子的性善论对于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一种批判意识。
告子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告：“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用“水之就下”比喻“人性之善”。水是往下流的，这是水的本性。而人性“无有不善”，就像水性是往下流一样。但是水也可往上流，这是外“势”使之然，如“搏而跃之”，可使谁超过人的额头；“激而行之”，谁也可使在山上流。
这不水的本性使之然，而是“其势则然也”。孟子说人也“可使为不善”，但这并非人的本性使之然，而是由违逆人性的外“势”即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因此，在孟子的性善论中包含着对不良社会环境的批判意识，同时也为改变这种社会现实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孟子批判当时的社会现状：“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因为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惟救死而恐不赡”，所以无暇“治礼义”，这是由不良的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执政者应对此负责任。
针对此，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又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这也是说，民可使为不善，有的还触犯刑律“陷于罪”，孟子认为这是因为民无“恒产”遂无“恒心”，责任是要由执政者来负，从原则上说，民是无辜的。
执政者对犯了罪的老百姓“从而刑之”，这是“罔民”，就像张着大网来捕鸟一样。如果“仁人在位”，首先应使人民有“恒产”，而不能张着大网来捕民。这里显然有孟子对不良社会现实的批判意识。
第三，孟子的性善论为仁政思想奠定了道德基础。
人之性善，也为“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奠定了道德基础。人民的本性是善的，所以人民最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无暇“治礼义”，甚至会“放辟邪侈”“陷于罪”，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本性使然，而是因为无恒产遂无恒心，生活困苦，“惟救死而恐不赡”。
如果要使民“治礼义”，那就要首先“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在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驱而之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故民之从之也轻”，这就是孟子的仁政思想了。
第四，孟子的性善论为儒家的以德治国奠定了人性论的基础。
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这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的思想。如果问，为什么以德治国能取得好的效果？这在孔子的思想中，他的人性论根据就是“性相近”，“有教无类”，人皆可教，人都是可以接受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
这在孟子的思想中，就是人性之善，以德治国是符合、顺遂人性的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