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列夫托尔斯的遗嘱,揭示了他什么样的精神?

《名人传》

Answer 1

列夫托尔斯的遗嘱,揭示了他什么样的精神?
1895年,托尔斯泰67岁。可是,他却在这年的3月,以日记的形式草拟出一份遗嘱:
1)我死在哪儿就安葬在哪儿,墓地要最便宜的。如果死在城里,那就用最便宜的棺材,像埋穷人那样。不要送花、花圈,不要发表演说。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要请牧师,不要做安魂祈祷……
2)死的消息不要登报,不要写讣告。
3)……
4)我以前的作品版权(10卷文集和那些识字课本),我请求我的继承人将它转交给社会,也就是放弃作者权……在最近10年里,我的作品被出卖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5)……
在陆续完成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在内的众多作品之后,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更加深邃和广阔。他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也愈来愈剧烈。他与本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决裂,站到了宗法制下的农民立场的一边。面对下层农民忍饥、挨冻、受辱的情形,托尔斯泰对自己所过的贵族老爷的生活感到惭愧,更为自己的著作获得巨大报酬来支持这种贵族生活感到不安。
为了弥补这些,托尔斯泰除去尽力参加体力劳动外,还两次投身教育——没有收入,完全是义务;又费去数年时间,为平民和贫民的孩子编《启蒙读本》,现在,他更要求放弃自己作品的版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报偿社会,实现自己平民化的理想。但这一点却遭到妻子索菲娅的强烈反对。因为托尔斯泰的版权,是当时全家几乎唯一的“财源”。所以,托尔斯泰在这份遗嘱中,才指出“作品被出卖,这是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情。”
这份非正式遗嘱,由小女儿萨莎誊抄了一份,可直到1901年7月,托尔斯泰才在上面签字。
距离此份遗嘱拟定时间十多年后的1908年8月,80岁的托尔斯泰又以日记的形式,拟出一份遗嘱。当时他处在病痛之中:“沉重、痛苦。最近几天发烧不止,情况很坏,难以忍受,大概就要死了。”身体影响到精神:“而我偏偏要在如此荒谬、奢侈的环境里度过一生,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在这份遗嘱里,托尔斯泰再次提到了自己著作的版权:“如果我的继承人把我所有作品献给公众,我将十分欣慰。如果做不到这一步,那么属于人民的一部分一定要献出来,诸如《识字课本》、《阅读园地》等。”
此外,他对自己死后的葬身地点作了指明:“人们绝不要在埋我入土时举行仪式。只要一口木制的棺材,由愿意抬棺的人抬到或运到峡谷对面的‘指定地点’,即埋有小绿棒的地方……”“小绿棒”是托尔斯泰大哥讲的故事,说有一支写有使所有人都幸福的小绿棒,埋在森林中扎卡斯峡谷旁。幼年的托尔斯泰曾在这一带反复寻找过。
一年之后的1909年,索菲娅与托尔斯泰为先前草拟的遗嘱发生冲突。索菲娅要求托尔斯泰写一个东西,声明把他全部著作权都交给她,托尔斯泰拒绝了。在激愤之中,托尔斯泰请朋友帮助立了一份正式遗嘱,写明他将放弃所有作品权:
“我声明,我希望我的全部著作、文字作品和我所写的任何东西,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还是没有出版的;从1881年1月1日起我写完的或首次发表的;在这个期限之前我写好的但尚未发表的全部东西,在我死后不要列入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并且,如果人们需要这些东西,那么可以无偿地让所有人去出版、刊登。”
这份遗嘱由小女儿萨莎誊抄,托尔斯泰与另外三个证人签名,并证明托尔斯泰在写这份遗嘱时“有着健康的智力和清醒的记忆力。”
这份遗嘱的原本,由他的小女儿拿到莫斯科,请教了穆拉维约夫律师,看是否合于遗嘱要求。律师认为,作品交给“所有人”享有,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人”便根本无从谈起,这样的遗嘱,没有什么法律效力。
穆拉维约夫律师答应帮助起草一份合适的遗嘱。这就是托尔斯泰的第四份遗嘱。该遗嘱对于作品的著作权,给予了明确的归属:
“我作以下的吩咐,以备我死后之用:我全部文学作品,根据标明的时间,随便何时写的,凡是在我死之前还将可能写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已出版的,没出版的,艺术性的抑或是任何别的东西,写完的也好,没写完的也好,戏剧的和任何形式的文稿、译作、改写、日记、私人信件、草稿、零星的思想和杂记,总之,反正在我死之前所写的一切都毫无例外,不管放在什么地方,保存在谁那里,也无论是手稿,还是发表过的东西以及我的所有作品的著作权,包括我亲笔写的手稿和死后留下的一切文稿,全部遗赠给我的女儿亚历山德提·列沃夫娜·托尔斯泰娅。”
1909年11月1日,81岁的托尔斯泰在该份遗嘱上签字。身边两位证明人也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10年,托尔斯泰的家庭是不安的。崇拜托尔斯泰思想,自认为是托尔斯泰信徒之一的契尔特科夫,坚持要老人实施他的思想(当年2月,托尔斯泰还接到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信中片面地指责托尔斯泰,认为他的学说和生活是矛盾的,并希望他从自己生活一生的庄园出走),并使托尔斯泰将日记等物也放在他那里,这些行为使得索菲娅十分生气。她的激动情绪不断发作,使身居其间的托尔斯泰极为痛苦。托尔斯泰在这段时间给索菲娅写了一封信,除去允诺从契尔特科夫那里取回日记外,还分析了他们夫妻间的分歧:“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理解上完全是相反的……我认为财产是一种罪恶,而你却认为是必须的生活条件……”
这样的精神冲突,使得托尔斯泰也感到不能将著作权留给索菲娅。于是,托尔斯泰立下了被称为“最后遗嘱”的文件。这份遗嘱,与第四份大致相同。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小女儿萨莎身患重病,能否承当信守遗嘱的责任还很难说。所以在遗嘱中,托尔斯泰特别加上:“为防万一,如果我女儿亚历山德拉·列沃夫娜·托尔斯泰娅先我而死,则上述一切全权委托给我女儿达吉亚娜·列沃夫娜·苏尔金娜。”
这份遗嘱是秘密签署的。地点在离托尔斯泰家几里的一片树林里。三个证人站在边上,看着托尔斯泰抄录拟就的文件,时间是1910年7月22日。这种“秘密”方式,当然是想避开妻子索菲娅,但这同样使托尔斯泰十分痛苦。
几天之后的7月31日,托尔斯泰又签署了一份显然是由契尔特科夫参与拟出的“对遗嘱的说明”。这份“说明”着重点“是为了防止其(即著作权)在他死后成为某人的私有财产。”该“说明”重申:他的全部著作……在他死后都不为任何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出版或再版。
不仅如此,该“说明”还要求“全部手稿和文件(包括日记、草稿和信件等等)都交给符·格·契尔特科夫并由他在列夫·尼克拉耶维奇(即托尔斯泰)死后对之进行整理并从中出版他(契尔特科夫)所希望刊登的东西。”这就无形中对前几次遗嘱作了根本性的修改,将这些手稿、文件变成只有契尔特科夫才有权处理的东西。
甚至在财产方面,也变成了由契尔特科夫按托尔斯泰在世时出版作品的原则行事。也就是说,出版所得也应由契尔特科夫处理。“说明”的最后,托尔斯泰签上了“这份按我的要求所写的证明准确表述了我的愿望,完全同意其内容”的字样。
因为最后一份遗嘱是“秘密”签署的,托尔斯泰内心也感到不安。不久,老友比留科夫来访,托尔斯泰告诉了他这件事。比留科夫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应当让全家人都知道后再立遗嘱才好。托尔斯泰觉得比留科夫说得对,但又恐怕具体操作起来行不通,事情便拖了下来。
这一拖便永无续期。两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索菲娅到托尔斯泰书房寻找遗嘱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托尔斯泰。他留下一封信后,便如同他久存的念头一般——“出走”了。
几天后,托尔斯泰在一个小火车站逝世。他的著作,后来经过俄罗斯很多人投入心力,陆续整理出版,至今还在世界各地产生广泛影响,这使得那些操心版权的人多虑了,一场版权风波也随时光流逝而消散。但是,先前遗嘱中的一条被忠实执行了,那就是,托尔斯泰被安葬在离庄园不远处那神奇、美妙的峡谷边缘,在白桦和山毛榉树的林间,那是他儿时寻找那根有魔力、上面写有“幸福”秘诀的“小绿棒”的地方。这里没有墓志铭,没有十字架,朴素如晚年的托尔斯泰形象,但却成为后来几乎所有艺术家和读者永志不忘的地方。因为它盛载有一个伟大的思索、追寻、痛苦、幸福的灵魂,如天空一样高远,像大地一样广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