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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咏怀诗。作者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尤其称颂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和
建树。三、四句，对刘备吞吴失师，葬送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表
示惋惜。末句照应开头，三句照应二句；在内容上，既是怀古，又是抒怀，情中有
情，言外有意；在绝句中别树一格。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时作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是诸葛亮的一项创造，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两句赞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地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创制八阵图使他声名更加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如成都武侯祠中的碑刻就写道：“一统经纶志未酬，布阵有图诚妙略。”“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炼地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头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作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
【鹤注】此当是大历元年初至夔州时作。《寰宇记》：八阵图，在奉节县西南七里。《荆州图副》云：永安宫南一里，港下平碛上，有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尺，广十围，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凡六十四聚。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冬时水退，复依然如故。
功盖三分国①，名成八阵图②，江流石不转③。遗恨失吞吴④。
江流石不转，此阵图之垂名千载者。所恨吞吴失计，以致三分功业，中遭跌挫耳。下二句，用分应。《东坡志林》：尝梦子美谓仆：“世人多误会吾《八阵图》诗，以为先主武侯欲与关公报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吾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吴之志，以此为恨耳。”【朱注】史：昭烈败秭归，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就使东行，必不倾危。”观此，则征吴非孔明意也。子美此诗，正谓孔明不能止征吴之举，致秭归挫辱，为生平遗恨。东坡之说殊非。刘建曰：孔明以盖世奇才，制为江上阵图，至今不磨。使先主能用其阵法，何至连营七百里，败绩于虢亭哉！欲吞吴而不知阵法，是则当时之遗恨也。今按下句有四说：以不能灭吴为恨，此旧说也。以先主之征吴为恨，此东坡说也。不能制主上东行，而自以为恨，此《杜臆》、朱注说也。以不能用阵法，而致吞吴失师，此刘氏之说也。）
①《蒯通传》：“功盖天下者不赏。”《出师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罢弊。”②乐毅书：“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旧注】“阵势八：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也。”湛方生侍：“盼江流兮洋洋。”③《诗》：“我心匪石，不可转也。”④《后汉·王常传》：“死无遗恨。”《蜀志》：郤正《释讥》：“吞嚼八区。”吴见思论云：末句作“遗恨在吞吴”，文意自明，旧作“失吞吴”，似费解。附考：《东坡志林》：诸葛造八阵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谯纵，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识。吾常过之，自山上俯视百余丈，凡八行，为六十四蕝，蕝正圆，不见凹凸处，如日中盖影，及就视，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
刘禹锡《嘉话录》：夔州西市，俯临江沙，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犹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滉漾，大木十围，枯槎百丈，随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诸葛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
永嘉薛氏云，武侯之国，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广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在高平者，自郦道元已言倾褫难识。在广都者，隆土为基，魁以江石，四门二首，六十四魁，八人成行，两阵俱立，阵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在鱼复者，因江为势，积石凭流，前蔽壁门，后依却月，纵横皆八，魁间二丈，偃月内面，九六鳞差。广都旧无闻焉，惟见于李膺《益州记》。其言魁行皆八，财举其半。赵抃《成都记》称看老之说云：为江石兵数魁，应六十四卦，则知两阵二首之意，以体乾坤门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阵居平地，束于门壁，营阵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蕴。鱼复阵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为经。九六以为纬，体方于八阵，形圆于却月。壁门可以观营阵之势，却月可以识奇正之变。故虽长江东注，夏流湍驶。轰雷奔马，不足以拟其势；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峨峨八阵，实激其冲，历年千数，未尝回挠。故桓温以为常山之蛇，杜甫伟其江流而不转也。
王昱曰：阵势八：二革二金为天，三革三全为地，二革三金为风，三革二金为云，四革三金为龙，三革四金为虎，四革五金为鸟，五革四金为蛇。
??这是一首叙事抒情诗，代宗广德元年（763）春作于梓州。延续七年多的安史
之乱，终于结束了。作者喜闻蓟北光复，想到可以挈眷还乡，喜极而涕，这种激情是
人所共有的。全诗毫无半点饰，情真意切。读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对着
妻儿侃侃讲述捷报，手舞足蹈，惊喜欲狂的神态。因此，历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这首
诗。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称赞它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浦起龙《读杜心解》）。
此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唐书》：宝应元年冬十月，仆固怀恩等屡破史朝义兵，进克东京，其将薛嵩以相、卫等州降，张志忠以恒、赵等州降。次年春正月，朝义走至广阳自缢，其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幽州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①，便下襄阳向洛阳②。
（原注：“余田园在东京。”上四，闻收复而喜。下思急还故乡也。初闻而涕，痛忆乱离。破愁而喜，归家有日也。纵酒，承狂喜。还乡，承妻子。未乃还乡所经之路。【顾注】忽传二字，惊喜欲绝。愁何在，不复愁矣。漫卷者，抛书而起也。【黄生注】此通首叙事之体。剑外见地，青春见时。曰作伴者，风和景明，能助行色也。）
①【旧注】巴县有巴峡，巫山县有巫峡，襄阳属楚，洛阳属河南。②【顾注】公先世为襄阳人，祖依艺，为巩令，徙河南。父闲，为奉天令，徙杜陵，而田园尚在洛阳。顾宸曰：杜诗之妙，有以命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嗣奭日：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朱瀚曰：涕泪，为收河北。狂喜，为收河南。此通章关键也。而河北则先点后发，河南则先发后点。详略顿挫，笔如游龙。又地名凡六见，主宾虚实，累累如贯珠。真善于将多者。
黄生曰：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对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对之欲笑。盖能以其性情达之纸墨，而后人之性情，类为之感动故也。使舍此而徒讨论其格调，剽拟其字句，抑末矣。
??诗是感伤世态炎凉的。李龟年是开元初年的著名歌手，常在贵族豪门歌唱。杜甫少年时才华卓著，常出入于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门庭，得以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艺术。诗的开首二句是追忆昔日与李龟年的接触，寄寓诗人对开元初年鼎盛的眷怀；后两句是对国事凋零，艺人颠沛流离的感慨。仅仅四句却概括了整个开元时期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语极平淡，内涵却无限丰满。蘅塘退士评为：“少陵七绝，此为压卷。”
这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只二十八字，却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
李龟年是开元时期“特承顾遇”的著名歌唱家。杜甫初逢李龟年，是在“开口咏凤凰”的少年时期，正值所谓“开元全盛日”。当时王公贵族普遍爱好文艺，杜甫即因才华早著而受到岐王李范和秘书监崔涤的延接，得以在他们的府邸欣赏李龟年的歌唱。而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既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往往是特定时代的标志和象征。在杜甫心目中，李龟年正是和鼎盛的开元时代、也和自己充满浪漫情调的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几十年之后，他们又在江南重逢。这时，遭受了八年动乱的唐王朝业已从繁荣昌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重重矛盾之中；杜甫辗转漂泊到潭州，“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晚境极为凄凉；李龟年也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明皇杂录》）。这种会见，自然很容易触发杜甫胸中本就郁积着的无限沧桑之感。“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诗人虽然是在追忆往昔与李龟年的接触，流露的却是对“开元全盛日”的深情怀念。这两句下语似乎很轻，含蕴的感情却深沉而凝重。“岐王宅里”、“崔九堂前”，仿佛信口道出，但在当事者心目中，这两个文艺名流经常雅集之处，无疑是鼎盛的开元时期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的渊薮，它们的名字就足以勾起对“全盛日”的美好回忆。当年出入其间，接触李龟年这样的艺术明星，是“寻常”而不难“几度”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梦境了。这里所蕴含的天上人间之隔的感慨，是要结合下两句才能品味出来的。两句诗在迭唱和咏叹中，流露了对开元全盛日的无限眷恋，好像是要拉长回味的时间似的。
梦一样的回忆，毕竟改变不了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风景秀丽的江南，在承平时代，原是诗人们所向往的作快意之游的所在。如今自己真正置身其间，所面对的竟是满眼凋零的“落花时节”和皤然白首的流落艺人。“落花时节”，象是即景书事，又象是别有寓托，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熟悉时代和杜甫身世的读者会从这四个字上头联想起世运的衰颓、社会的动乱和诗人的衰病漂泊，却又丝毫不觉得诗人在刻意设喻，这种写法显得特别浑成无迹。加上两句当中“正是”和“又”这两个虚词一转一跌，更在字里行间寓藏着无限感慨。江南好风景，恰恰成了乱离时世和沉沦身世的有力反衬。一位老歌唱家与一位老诗人在飘流颠沛中重逢了，落花流水的风光，点缀着两位形容憔悴的老人，成了时代沧桑的一幅典型画图。它无情地证实“开元全盛日”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一场翻天复地的大动乱，使杜甫和李龟年这些经历过盛世的人，沦落到了不幸的地步。感慨无疑是很深的，但诗人写到“落花时节又逢君”，却黯然而收，在无言中包孕着深沉的慨叹，痛定思痛的悲哀。这样“刚开头却又煞了尾”，连一句也不愿多说，真是显得蕴藉之极。沈德潜评此诗：“含意未申，有案未断”。这“未申”之意对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当事者李龟年，自不难领会；对于后世善于知人论世的读者，也不难把握。象《长生殿·弹词》中李龟年所唱的：“当时天上清歌，今日沿街鼓板”，“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凄凉满眼对江山”等等，尽管反复唱叹，意思并不比杜诗更多，倒很象是剧作家从杜诗中抽绎出来似的。
四句诗，从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闻”歌，到落花江南的重“逢”，“闻”、“逢”之间，联结着四十年的时代沧桑、人生巨变。尽管诗中没有一笔正面涉及时世身世，但透过诗人的追忆感喟，读者却不难感受到给唐代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繁荣带来浩劫的那场大动乱的阻影，以及它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和心灵创伤。确实可以说“世运之治乱，华年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孙洙评）。正象旧戏舞台上不用布景，观众通过演员的歌唱表演，可以想象出极广阔的空间背景和事件过程；又象小说里往往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一样。这首诗的成功创作似乎可以告诉我们：在具有高度艺术概括力和丰富生活体验的大诗人那里，绝句这样短小的体裁究竟可以具有多大的容量，而在表现如此丰富的内容时，又能达到怎样一种举重若轻、浑然无迹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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