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传播学研究要回到芝加哥学派

Answer 1

芝加哥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詹姆斯·凯瑞的建构，本文认为，凯瑞之所以要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与凯瑞和芝加哥学派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有关，而凯瑞之所以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在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在讨论大众媒体时，所采用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即在“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均认为社会是在传播中维系和存在的。凯瑞为解决美国当下的时代困境，提倡回到芝加哥学派，对于中国现在的传播研究亦有启示。
【关键词】詹姆斯?凯瑞；芝加哥学派；大众传播
芝加哥学派乃是出于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建构，现在看来，这一点似已无疑义。如今，芝加哥学派已经是传播学研究的一大热点。①讨论清楚凯瑞为什么要回到芝加哥学派，以及为什么能够回到芝加哥学派，对于我们分析凯瑞与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具有助益的。本文将以凯瑞集中讨论芝加哥学派的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简称The Chicago School）一文为中心，试图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解答。
美国大众媒介研究的问题：偏离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场
凯瑞从美国大众媒介史研究切入，认为现有的美国大众媒介史虽然包括一些真理，但是更多的是误导。联系到在《文化与传播》中，凯瑞已经论证了在美国传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播的“传递观”。那么，以The Chicago School一文所见，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基本是传播“传递观”的历史。凯瑞称这种美国传播研究史是标准历史（standard history），它是一种“误导”，最大的问题是，“取消至少说是偏离了对于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1］18。凯瑞表面上批评的是传播的“传递观”写就的大众传媒史，实际上批判的是传播的“传递观”。
那么，凯瑞实际的主张就是，大众传媒研究应当加入“对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中。凯瑞认为，大众媒介是大众社会形成的最重要的事件，这一社会中尽管伴随着交通和传播手段的进步，人们联系得更紧密，但实际上整个社会却断裂、流动和碎片化了。波德莱尔从其置身的19世纪的生活的特征来定义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碎片化的现代生活与整体性的传统生活发生断裂，也就是称之为现代性的地方。［2］4
The Chicago School一文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大众社会理论的总体取向是，认为“现代性的各种力量——技术，经济，文学，大众民主，共同腐蚀了各种确保社会稳定和理性的政治文化的防护性标准和保护伞”［1］19。凯瑞对实证研究的不满，恰在于其偏离了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场：“长久以来滥用基本的交往过程，将其服务于政治、交换以及治疗，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3］凯瑞具体展开了以效果研究为主的大众媒介研究史：一战以后的强效果理论缺乏经验和理论的支撑，解释流于表面；之后大众传播研究转向有限效果理论，凯瑞不无讽刺地指出其主要的工作就在于精细化操作概念，研究结果显示媒介本身并不是什么社会问题，它与民主和平等是一致的力量。这样，媒介研究的对象就从社会转向了个体，由政治和自由的议题转向了心理学和认识论。这种大众传媒研究的转向由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予以完成，最大的后果在于，“取消至少是偏离了大众社会理论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
既然对于大众媒介研究不满，凯瑞就提出两大传统来重新思考大众媒介的历史：洛克的功利主义和自由功利主义。总结起来，无论是洛克的功利主义还是自由功利主义，无一例外都是从政治和自由的角度来观察媒介，前者强调自由和公众，后者强调个体。进而，凯瑞提出在美国，只有杜威、米德和库利等人才回应了19世纪的这两大传统，“在那种回应中，形成了最为特别和最为有用的传播的视角和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传统”［1］24。接下来的问题是，重新思考大众媒介的历史为何需要重提功利主义的政治和自由视角？

Answer 2

　　芝加哥学派，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远远超出单纯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播创造和维持社会，探讨大众媒体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　　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1 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特别是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的理论来说，它起到了思想登陆点的作用。2 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3 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他们攻击对于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强调一种观点，即后来被称为符号互动理论的观点。4 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对传播学的贡献：使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符号互动论；佩恩基金研究。
代表人物：G·西梅尔（德国），C·H·库利，J·杜威，W·冯特，G·H·米德，R·E·帕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