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硕的沦陷记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挑衅，抗战军兴，天津沦陷。南开是日本的眼中钉，自然逃不掉灾难。那几天我们站在英租界中楼房顶高处可以看到日本飞机轰炸八里台南开大学，市内南开中学也被全部破坏。幸好张伯苓校长远见卓识，早有准备；他早已预见到这一不可避免的局面，在重庆另办了一所南渝中学，经过几年规划，已经一切就绪，立即决定南迁。我们都接到了通知，可以去重庆报到就学。但是对多数学生—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这是不现实的。
当时租借地内仅有的几所中学容量有限；其中实力最强大的是耀华中学；它的校舍宽大，师资设备条件优越；更主要的是它的校长赵天麟先生（字君达）决心很大，决定立即采取措施，扩大招生。除了每间教室放满桌椅，招足学生之外，他还充分利用校舍在下午和晚上时间办“特班”，招收失学青年，这样一校就变成了三校。就这样我和宋硕和一大批南开同学都转学进了耀华。那年秋天九月开学，我们坐在耀华的教室里，周围是众多的南开级友，上课了，一看进来的老师也是南开熟悉的老师，他们也有失业和安排就业的问题。大家相视苦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在沦陷后新条件下难能可贵的读书、继续受教育。
赵校长为沦陷区青年争取了读书的机会，为国家、民族保存了元气，功不可没，此举深受日帝嫉恨，他对待日帝也采取“硬顶”的办法，于1938年夏季被日帝卑鄙暗杀。其实在出事前已有情报，他本人也多次收到了恐吓信。但他坚守岗位，视死如归，慷慨就义，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高尚的节操。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铜像今天仍然矗立在耀华学校的校园里。
耀华自从扩大招生后，它的学生成分也逐渐改变。耀华本是一所贵族气息浓厚的学校，扩大招生后，学生成分趋向“平民化”，当然还谈不上“劳动人民化”。
我们在耀华复学后，学校的生活气氛完全不同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课堂里面只能死读书，莫谈国事；课外生活一潭死水万马齐喑。但就是这样也不能避免灾难。1941年初一天，早晨来校，大家忽然发现少了一些同学的面孔，原来夜晚日寇大逮捕，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过了很长时间，人放回来了，其实学生们原本就没什么事。没有人敢问事情经过，也没有什么可问的。这就是沦陷区、亡国奴的生活！但是青年学生的心扉是关不住的，他们总是要思考、要寻觅点什么。慢慢地在学生中间就出现了一些“地下”活动。如我党领导的马列主义“读书会”。
时间大概在1940年后半年，我班某同学参加了一个世界语学习班，不久我和宋硕也被介绍进去学习。此举在当时与其说有什么明确目的，毋宁说是彷徨中的一种追求，对于渺茫的未来的一种向往。这个学习班主持人戴××，三十岁上下，当时是天津金城银行的一名高级职员。学习班在大沽中路女青年会（现天津市委后身）内借了一间教室，每周授课二三次，利用傍晚各校放学后的课余时间学习；记得人来全时一班约有一二十人，都是各中学的学生。这样学了一段时间，世界语有了进步，更重要的是和 “戴先生”搞的也亲密熟悉了，于是开始经常地去他的住处“玩”。原来戴先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当时他单身住在银行宿舍内；大楼内人很少，十分清静。他的兴趣广泛，你可以跟他学拉提琴，也可以请他教俄文，或者和他打乒乓球玩；更主要的他藏有几书架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自由借阅。这些都是他接近、团结青年学生的渠道。总的讲起来，去那里的还是借书看的人多些，学习班实际是一个学习进步、革命书刊的读书会。就是在这里我们读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方面还有米定﹒拉里查维奇的“唯物辨证主义”，经济学方面有什么里昂捷也夫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马、恩原著“家庭、国家和私有财产的起源”等，都是从这里借阅学习的。除了借书回家看，还举行不定期的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每次学习时出席十余人，都是工商中学、广东中学、新学中学和耀华中学的中学生。会上气氛热烈，大家围坐灯下，侃侃论辩，完全是所谓“习敏纳尔”（小组讨论）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学到了“普鲁东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基本概念，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
读书会有时还有高潮，这就是“家里”来人的时候，也是有人从游击区或延安到来。这种场合，由来人向大家讲述根据地的事情，八路军战士英勇抗日的近乎传奇式的斗争故事；这些给我们这些“孤岛”上的青年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使大家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还有一次，时间在1941年初大约一、二月间，由来人冯先生主持纪念“一、二八”周年（指1932年上海凇沪十九路军抗日作战）。会上由冯先生领唱，大家合唱“一二八、一二八，我们曾经流了多少血……敌人的炮火曾经毁灭了我们的上海，……战士的热血曾经淹死了凶恶的仇敌。……中华民族不可灭！中华民族不可灭！”由于当时环境关系，唱歌时门窗紧闭，灯光掩映，大家压低声音，用一种低沉雄壮的小声齐唱：与会者面目严肃，情绪悲壮动人。直到今天时光流逝已经六七十年，回忆起来，那时的情景我仍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