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硕的回忆
回想一下几十年来教育标榜的目标一向是智育、德育和体育，所谓“智德体三育”，策励维勤；后来又加上一个美育，称为“智德美体四育”，回想过去，和今天我们儿孙一代所受的教育，似乎已有一些距离。三百六十行，各行谋生技艺，当然要学的，但今天孩子们所受的教育似乎有些畸形，智育已经膨胀到占据了孩子们所有的精力和体力，究其实，又只剩下数学、语文和英文三门主课，无休无止的提高。即便是历史和地理这样的课程，学生又读了多少。在校长们的头脑里又占据多大比重呢？说到美育，我头脑中首先想到的不止是绘画的技巧和声乐、器乐的演奏技能等，这些当然很好，更重要的应该是它对学生人生观、思想灵魂的陶冶、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们知道人生除了金钱和物欲之外，还有些美好的事物应该追求，学生们成年后，每人都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健康、愉快、向上的生活也就是了。回想一下，“文革”中，在强调向实际学习、向老师傅学习的同时，我们有些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差不多都快培养成“工匠”和“艺徒”了，这也是令人遗憾的。
入学不久就赶上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们因为年纪太小，并且很快就放了寒假，没有参加什么活动。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妥善解决后，我们曾亲聆张校长作的形势报告，正确了解了形势。张校长还给我们评论、讲说了日本民族；他说：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侵略中国定为国策，是我们的死敌；但是他们有些做法不错，我们应该学习；譬如对孩子比较严格，“不娇堕” 孩子，一大早就要求起来锻炼。南开校内讲究仪容、卫生，随时、随地要求严格；但也从来没有“加班做卫生”之类的事。回想一下我们这几十年的机关、学校生活，突击搞卫生，应付检查大搞“自欺欺人”的事，面对这种务实作风难道不值得国人—尤其是当权的领导同志们反省、学习些什么吗？
我们初一的国文教员是何其芳先生，他那时才从清华毕业，初任教席。何先生一口四川话，大家听不太懂；他为人平易，大家常愿去他宿舍坐坐，听他讲解新文学，看看杂志之类。卢沟桥以后，何先生离开天津，去了胶东地区（山东），再以后就经由老解放区去延安革命去了。也许当年何先生通过他的新文学也在学生中洒播下一些种子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