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死后，蜀汉为什么还能够残存将近30年？
夷陵之战后，刘备在白帝城把后主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备死后，诸葛亮尽忠竭力辅佐后主刘禅，后主时期的政事，无论巨细皆由诸葛亮专主。他治国时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赏罚分明，注意发展蜀中经济，并妥善解决民族矛盾，受到蜀中各族人民的拥戴。
诸葛亮自主治蜀时，蜀汉政权的政治结构，有三种势力：益州土著、刘璋旧部、荆襄集团。当然，刘备诸葛亮带来的荆襄集团是胜利者，是立国的根本。刘璋旧部对蜀汉政权也比较忠心，但这种忠心的基础是“兴复汉室”。麻烦的是益州土著，这一集团内部有忠于蜀汉政权的人，比如李恢、王平、杨洪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心中不服蜀汉统治，如杜琼、谯周等益州名士。如何凝聚这三股势力，是蜀汉政权的根本大计。
看一看蜀汉政权官员结构。在权力中枢，先看尚书令，有刘巴、李严、陈震、蒋琬、费祎、董允、吕乂、陈祗、董厥和樊建等。除陈祗外，都是荆州人，没有益州人。扩展到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可以再增加诸葛瞻和马忠二人，当中仅马忠是益州人。可以说，益州土著远离蜀汉权力中枢。
但是，本地土豪力量强大，占有田地人口，掌握经济军事力量，不可能彻底消灭。诸葛亮他们只能选择性拉拢部分本地人来分化瓦解，比如秦宓、谯周等人，给予位高但无实际权力的官职。在地方级官吏中，如治中从事、别驾从事、议曹从事、督军从事等，出于治事的需要，多用益州当地人。益州土著中对蜀汉政权不满者大有人在，比如刘备方逝，后主幼弱，益州就曾爆发了一系列土著士人的反抗。再如后来邓艾偷袭，本地世家拒绝抵抗。可以说，蜀汉政权没有从根本上安抚住益州土著势力。
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当内部的权力结构无法达到利益均衡的要求时，一般的做法是，内强管控，外树强敌，这才是凝聚人心、稳定政权的不二法门。诸葛亮高举“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杆大旗，是为了弹压一切异言，把人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诸葛亮第一个动作，重新捡起联吴抗曹国策。
诸葛亮以丞相开府治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邓芝出使孙吴，劝说孙权与蜀汉和好。在刘备刚刚因伐吴失败去世的背景下，诸葛亮此为，需要大的胆略。和吴成功，安定了蜀汉东边国境，其更积极的意义是，诸葛亮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蜀汉的政治走向。
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恭贺。“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诸葛亮放下意识形态的争论，从现实出发，恭贺孙权称帝，此举在心理上消除了蜀吴成见，巩固了两国同盟。此后诸葛亮北伐，不仅无东顾之忧，反而能够得到孙吴北进遥相呼应。
诸葛亮南征平叛，是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南中是蜀汉的大后方。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居住着今称苗、彝等少数民族，两汉时称西南夷。因秦汉以来大量移民，形成了汉人大姓豪族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天高皇帝远，朝廷派去的官员不易实现有效的管理。民族首领、汉族大姓对苛捐杂税心存怨恨，官员贪腐欺诈也极易引发民愤，各类矛盾交织，南中地区始终存在叛乱危机。
刘备去世后，越巂郡的高定元行为开始放纵不羁，建宁郡的雍闿也飞扬跋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越嶲叟帅高定元杀郡将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朝廷又派张裔为太守，结果被雍闿流放到东吴。最重要的事件是，223年，牂牁郡太守朱褒起兵造反，地方政府公然与朝廷对抗，加上地方大姓造反，真正威胁到了蜀汉后方的安危。
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在隐忍、积蓄力量三年后，出兵平叛。史载，诸葛亮225年率军南下前，参军马谡献“心战计”。大意是，南中地区地险位偏，教化难行，夷人屡破屡反，且蜀军不可久师无功，只能打一场速决战。相较之下，只能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实现心理征服，恩威并济，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南征时，诸葛亮利用夷人信鬼神的心理，采用藏甲、建塔、立碑、凿龙脉等手段，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恐吓和攻击。使夷人认为，他们所对抗的是天神的代表，诸葛亮具有无边的法力，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动摇。接下来是恩威并重，宽严相济，利用夷人爱誓盟、重诅盟的特点，七擒七纵孟获，分化瓦解，争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