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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采取了哪些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措施?
东汉王朝在国防建设方面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招举贤良,集权中央。削弱“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刘秀在建国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认为他的功臣武将多是戎马出身,既缺乏治国经验,又往往自恃有功而不遵守法纪。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一方面将其中功劳最大的100多人封为列侯,给予他们很尊贵的地位,以表彰他们的功勋,另一方面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并规定除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皆不得参与朝政,只是“以列侯奉朝请”。刘秀十分重视那些隐居山林,不仕王莽政权的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不与时沉浮。所以,在他做了皇帝后,派人多方访求,招举贤良;重礼征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秀在建国不久,就下诏削弱“三公”,即司徒、司空、太尉的权力,把实际权力集中于尚书台,使其逐渐成为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和决策机构。由于尚书台直接听命于皇帝,使皇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刘秀还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将其职权归于郡太守。后来,他又解散了地方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个兵种,又取消了每年郡国都试制度。这样一来,地方军队便很少了;地方军权随之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刘秀还扩大了以南、北军为核心的中央军队的编制,增强了中央的军事实力。二是简役轻徭,省兵裁吏。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为了尽快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经济上采取解放奴婢、省兵裁吏、减轻田赋、厉行节约等措施。刘秀身体力行,认真实行了紧缩开支的节约政策。当时,刘秀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玉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连宫廷生活也有所节制,“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当时“节约”问题还被定为汉制,即所谓“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因此,光武刘秀一代,“节约之风,行于天下”。刘秀的这些措施,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光武后期,国家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官吏普遍增加了俸禄。到明帝时,就出现了“百姓殷富,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全国的人口也增加到了3400多万以上。三是重击匈奴,再通西域。在王莽之末,匈奴即已叛变,王莽时也曾发大兵击匈奴而无功。东汉初期,盘据在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的割据势力,都勾结匈奴,借外族势力进行内战。当时,东汉王朝忙于国内的统一战争,无暇北顾,便贿赂匈奴,求通旧好。但匈奴却恃其兵强马壮,有现存的傀儡可以利用,中原也有可乘之机,所以不断地制造边境事端,挥军寇犯。东汉朝廷也曾派兵征讨,但却劳而无功。刘秀鉴于东汉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故对匈奴采取了忍让防守政策,暂取守抛,避免战事,以求自和休养生息。东汉对匈奴的这一政策。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前后,由于蒙古高原发生了大旱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使得游牧于这里的匈奴族“人畜饥疫,死耗大半”。恰在此时,匈奴族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和分裂,结果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匈奴贵族投降了东汉,是为南匈奴;另一部分分别向西北方向迁徙,是为北匈奴。北匈奴因为据有天山以北的草原与天山以南的沙漠田土,仍不时寇犯中原。同时,北方的鲜卑亦渐次强大成为东汉政权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东汉政府决定采取新的对策,一方面以巨大的军费供给南匈奴,使之成为西北的屏障,以抵御北匈奴。另一方面,招抚乌桓,构成东北的缓冲地带,以阻止鲜卑的南下。公元65年(明帝永平八年),汉明帝又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驻屯重兵,名曰“度辽营”,以防止南、北匈奴秘密勾通。但是,北匈奴仍然屡犯边境,抢掠人畜,焚烧城邑,致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面对这种情况,汉明帝决定“击匈奴,通西域”,重振汉帝国声威。
经过一番准备,汉明帝于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2月,命窦固、耿忠等,率精骑1。2万余人,由酒泉敦煌出发,向天山方向进发,攻击北匈奴,割裂了北匈奴与车师诸国(按:指西域三十六国)的联系,斩断了北匈奴的右擘。东汉王朝此次大举出击匈奴,意义极为重大,在军事上,取得了经吐鲁番盆地进入天山南麓北道诸国的咽喉之地,不仅可陷北匈奴于孤立之地,而且可以保卫地处天山南北西域诸国的安全,为此后班超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在经济上,汉军此次所攻占的伊吾庐等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取得此地,可为今后继续北击匈奴提供物资保障。并这开通中亚商路、发展对贸易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