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春秋》作为一本史书,能使“乱成贼子惧”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其中记录的真实史料,而更多则依仗于其中贯通的“正名”之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一部《春秋》,不仅记载了“十二公”的政事兴衰,而且彰显了“平天下”的价值准则。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孔子致力于阐扬维持社会公正道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取向,并希望国家君主能够深明此理、善行此道,这种“正名”可谓用心良苦。孔子“正名”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将吴楚之君的“王”的称谓记载为“子”。在西周,只有周天子能称为“王”,但楚国和吴国却不理会此君臣之礼,擅自称“王”。孔子在《春秋》中如实记载他们在周武王分封时的称谓,即“子”。如宣三年云“楚子(庄王)伐陆浑之戎”;定四年云“蔡侯以吴子(阖庐)及楚人战于柏举”。在孔子那里,吴楚之君称“王”还是称“子”显然不单纯是一个语言文字表达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的礼法秩序和君臣道德准则,给“王”“正名”的真正意义在于维持社会的太平稳定,给民众安全、和谐的生活保证。
晋国的韩厥追击郑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罗说:“快追啊,他的御者吓得心慌意乱左顾右盼,注意力根本不在控制马上面,是可以追的上的。”韩厥说:“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于是就不追了。晋国的郤至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右茀翰胡说:“我们另外派轻车从小道迎击,我追上他的战车就把他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是要受到刑罚的。”也停止了追赶。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晋国的郤至在对楚作战时,三次碰到楚共王的亲军,见到楚共王时,一定要下车,脱下头盔,快步向前走几步,以示对楚王的尊敬。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刚才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浅红色牛皮军服的人,真是君子啊!每次见到我都快步致敬,他没有受伤吧?”郤至见到客人,脱下头盔接受问候,说:“在下是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作战,托君王的福,参与了披甲作战的行列,不敢拜受您君王的好意。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感谢贵国君王的问候。现在正在战斗中,我只能向您行军礼了。”于是,三次向使者严肃行礼之后才退回队伍。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国人战败逃跑,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追赶他们的楚国人一看这情况,就上前教他们说抽出车前的横木试试,车果然就能动了。然后晋国人接着跑,楚国人接着追。可没走多远,马车又陷在坑里动不了。楚国的哥们又上来教他们说把大旗拔了,把车辕头上的横木也丢掉试试。这样晋国人才逃了出去,然后双方接着继续追赶游戏,一看自己彻底安全了,晋国的士兵还回过头来冲着后面追的楚国士兵开了句玩笑说:“你们楚国果然是大国,仗打得多,逃跑都比较有经验啊~”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齐晋交战的时候,韩厥梦见他去世的父亲对他说:“明天早晨作战时要避开战车左边和右边的位置。”因此韩厥就站在中间担任赶车的来追赶齐侯的战车。邴夏说:“射那个赶车的,他是个君子。”齐侯说:“称他为君子却又去射他,这不合于礼。”于是不射他而射他的车左,车左边的人中箭掉下了车。又射他的车右,车右边的人也中箭倒在了车里。(晋军的)将军綦毋张损坏了自己的战车,跟在韩厥的车后说:“请允许我搭乘你的战车。”他上车后,无论是站在车的左边,还是站在车的右边,韩厥都用肘推他,让他站在自己身后以保护他。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救他的逢丑父(齐顷公前面战败被追赶,逢丑父假扮他才让他逃走,自己却被抓了),在晋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进入狄人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护齐顷公。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卫军和狄军都是晋国的盟军,算是齐国的敌人,但是他们却因为齐顷公还回头救自己臣下的勇气而对他多加保护,每当看到这里,我脑补了一下当时的场面,都觉得非常感动。)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
秦汉及以前的精英,大概算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情怀的一批人了,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做正确的事,还要通过同样正确的手段,没有用正确的手段,就算做到了正确的事,依然于心有愧,有惧。
楚国军队强过宋国军队不知多少,宋襄公却还要说:君子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真是蠢得可笑了,但他能做出这样的蠢事,大概实在也是和当时的风气还有他的政治追求有关。宋襄公之前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兴灭国,继绝世”,尊王攘夷,霸在王下,完全合法,绝无邪招,宋襄公既要继承他的地位,自然也要遵循他的作风。
孔子评价春秋两大霸主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晋文公落难国外十多年,遍尝艰辛,因而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君主,在很多方面表现的比较实际,城濮之战,诡计多端,成为霸主后,温之会,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谲者,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是谲而不正也。而齐桓公,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晋文公同样完成了霸业,并且晋国的霸业不像齐国,一世而衰,而是在近百年时间内独领风骚,但是晋文公的评价却不如齐桓公。因为先秦之时,大家做什么事都要以礼,都要政治正确。那时的诸侯出使都是诗经作答,个个都是文采斐然,翩翩君子。就算后来世风日下,但是人们还是敬畏道义敬畏天命,秦将白起临死前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那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年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秦张良椎,汉苏武节。”这就是那个年代啊,天大地大,道理最大,为什么夫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也就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