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Answer 1

孔子编定了《春秋》，乱臣贼子非常害怕。原因如下： 沧海横流之时，孔子编定春秋，寓说理于叙事之中，体现出来的褒善贬恶的政治理性,成为了后世所流传的“春秋大义”。希望借此提供“历史经验”，桐历警戒后人。这个方式后来人们称之为“春秋笔法”。《春秋》面世之后，世间有无数“微言大义”的论者，更有众多“成仁取义”的志士，让历代“乱臣贼子”为之却步。 概括一下，是“春秋大义”震慑了乱臣贼子，是“春秋笔法”刺痛了乱臣察轮纯贼子，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舆论的力量败咐。

Answer 2

《春秋》仿岩作为一本史书，能使“乱成贼子惧”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其中记录的真实史料，而更多则依仗于其中贯通的“正名”之义。“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可见，一部《春秋》，不仅记载了“十二公”的政事兴衰，而且备瞎御彰显了“平天下”的价值准则。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孔子致力于阐扬维持社会公正道义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取向，并希望国家君主能够深明此理、善行此道，这种“正名”可谓用心良苦。孔子“正名”的一个典型例证就是将吴楚之君的“王”的称谓记载为“子”。在西周，只有周天子能称为“王”，但楚国和吴国却不理会此君臣之礼，擅自称“王”。孔子在《春秋》中如实记载他们在周武王分封时的称谓，即“子”。如宣三年云“楚子（庄王）伐陆浑之戎”；定四年云“蔡侯以吴子（阖庐）及楚人战于柏举”。在孔子那里，吴楚之君称“王”还是称“子”显然不单纯是一个语神好言文字表达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的礼法秩序和君臣道德准则，给“王”“正名”的真正意义在于维持社会的太平稳定，给民众安全、和谐的生活保证。

Answer 3

因为在那个时候，打仗都是这样打的：

晋国的韩厥追击郑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罗说：“快追啊，他的御者吓得心慌意乱左顾右盼，注意力根本不在控制马上面，是可以追的上的。”韩厥说：“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于是就不追了。晋国的郤至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右茀翰胡说：“我们另外派轻车从小道迎击，我追上他的战车就把他俘虏下来。”郤至说：“伤害国君是要受到刑罚的。”也停止了追赶。

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

晋国的郤至在对楚作战时，三次碰到楚共王的亲军，见到楚共王时，一定要下车，脱下头盔，快步向前走几步，以示对楚王的尊敬。楚共王派工尹襄送上一张弓去问候，说：“刚才战事激烈的时候，有一位身穿浅红色牛皮军服的人，真是君子啊！每次见到我都快步致敬，他没有受伤吧？”郤至见到客人，脱下头盔接受问候，说：“在下是贵国君王的外臣郤至，跟随寡君作战，托君王的福，参与了披甲作战的行列，不敢拜受您君王的好意。谨向君王报告没有受伤，感谢贵国君王的问候。现在正在战斗中，我只能向您行军礼了。”于是，三次向使者严肃行礼之后才退回队伍。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识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三肃使者而退。

晋国人战败逃跑，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追赶他们的楚国人一看这情况，就上前教他们说抽出车前的横木试试，车果然就能动了。然后晋国人接着跑，楚国人接着追。可没走多远，马车又陷在坑里动不雹枝了。楚国的哥们又上来教他们说把大旗拔了，把车辕头上的横木也丢掉试试。这样晋国人才逃了出去，然后双方接着继续追赶游戏，一看自己彻底安全了，晋国的士兵还回过头来冲着后面追的楚国士兵开了句玩笑说：“你们楚国果然是大国，仗打得多，逃跑都比较有经验啊~”

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齐晋交战的时候，韩厥梦见他去世的父亲对他说:“明天早晨作战时要避开战车左边和右边的位置。”因此韩厥就站在中间担任赶车的来追赶齐侯的战车。邴夏说:“射那个赶车的，他是个君子。”齐侯说:“称他为君子却又去射他，这不合于礼。”于是不射他而射他的车左，车左边的人中箭掉下了车。又射他的车右，车右边的人也中箭倒在了车里。（晋军的）将军綦毋张损坏了自己的战车，跟在韩厥的车后说:“请允许我搭乘你的战车。”他上车后，无论是站在车的左边，还是站在车的右边，韩厥都用肘推他，让他站在自己身后以保护他。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后。

齐顷公免于被俘以后，寻找救他的逢丑父（齐顷公前面战败被追赶，逢丑父假扮他才让他逃走，自己却被抓了），在晋军中三进三出。每次出来的时候，齐军都簇拥着护卫他。进入狄人军队中，狄人的士兵都抽出戈和盾以保护齐顷公。进入卫国的军队中，卫军也对他们不加伤害。（卫军和狄军都是晋国的盟军，算是齐国的敌人，但是他们却因为齐顷公还回头救自己臣下的勇气而对他多加保护，每当看到这里，我脑补了一下当时的场面，都觉得非常感动。）
齐侯免，求丑父，三入源兄敏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卫师，卫师免之。

秦汉及以前的精英，大概算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有情怀的一批人了，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做正确的事，还要通过同样正确的手段，没有用正确的手段，就算做到了正确的事，依然于心有愧，有惧。

楚国军队强过宋国军队不知多少，宋襄公却还要说：君子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尘消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真是蠢得可笑了，但他能做出这样的蠢事，大概实在也是和当时的风气还有他的政治追求有关。宋襄公之前的春秋首霸齐桓公，“兴灭国，继绝世”，尊王攘夷，霸在王下，完全合法，绝无邪招，宋襄公既要继承他的地位，自然也要遵循他的作风。

孔子评价春秋两大霸主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晋文公落难国外十多年，遍尝艰辛，因而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君主，在很多方面表现的比较实际，城濮之战，诡计多端，成为霸主后，温之会，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谲者，诈也，谓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是谲而不正也。而齐桓公，伐楚以公义，责苞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晋文公同样完成了霸业，并且晋国的霸业不像齐国，一世而衰，而是在近百年时间内独领风骚，但是晋文公的评价却不如齐桓公。因为先秦之时，大家做什么事都要以礼，都要政治正确。那时的诸侯出使都是诗经作答，个个都是文采斐然，翩翩君子。就算后来世风日下，但是人们还是敬畏道义敬畏天命，秦将白起临死前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吾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那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年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齐太史简，晋董狐笔。秦张良椎，汉苏武节。”这就是那个年代啊，天大地大，道理最大，为什么夫子著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也就在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