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古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

中国古文中侠客的形象（主要是欲望方面）有什么转变，因为什么而转变的，什么时候转变的？
比如说，冯燕传中，冯燕被认为是豪侠，尽管他偷了情。但是千里送京娘里面，侠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女性没有关系。
看到好的绝对加悬赏。
没有人知道吗？

Answer 1

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作为武士之后又作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之失位”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旧称急人之难、出言必信、锄强扶弱的豪侠之士。《史记·游侠列传》：“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唐 元稹 《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 清 许秋垞 《闻见异词·侠客》：“有一侠客，神剑术。” 郑振铎 《论武侠小说》：“于是在他们的幼稚的心理上，乃悬盼着有一类‘超人’的侠客出来。”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可见侠客并不是受雇者，不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任何一部门，他们身手不凡，来去无踪，却从来没有企图用武力控制或者协助控制当时的社会。侠客遵循的不是儒学思想中的“忠”，而是“仁”，这种差别单是从三者所用的武器上便可略窥一二。骑士用长矛，攻击半径大，将自己包围在一个大圆中，以自我为中心；武士用太刀，刃锋利无比，刀身刚硬不可摧，一刀杀一人，刀一出鞘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侠客用剑，刚中带柔，舞时游刃有余，往往点到即止，处处留三分余地：“大丈夫生于天地间，理宜与国家出力报效。”智化也说：“试问天下至重者莫若君父，大丈夫作事，焉有弃正道，愿归邪党的道理？”于是就连“钻天鼠”、“翻江鼠”的“钻天”、“翻江”的绰号有犯于圣忌，也只好改为“盘桅鼠”、“混江鼠”，可见在清人的眼中，侠客豪杰与绿林人物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在于绿林草莽“不知法纪”、“不顾国家法纪”，未能象展昭那样成为朝廷的“御猫”，《三侠五义》的侠们已是官化的侠了。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不属于侠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