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柏拉图道德是什么

Answer 1

柏拉图否定了Akrasia (weakness of the will)的现象，即明明“知道”什么是对我有利的，却没有这么做。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自认为）与柏拉图的一大分歧。柏拉图认为，根本不存在我“明明知道”去健身房锻炼才是更有利的，却还懒在床上猫被窝里刷知乎这种事。这种情况中，我实际是不知道／不相信去健身房是更好的，我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躺在床上对我更有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所说的对“好”的“知识”，不只是一个知性理解（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层面的概念，还包括长期对欲望、精神的训练与控制。 我阅读了理想国，理解了他每一步的论证，信服了“正义比不义更好”这个观点，但即使这样，我也并不是真正地知道（know）正义比不义更好。这就是理想国里那个“人”、“狮子”、“多头怪物”的比喻的含义。

Answer 2

美德即知识是柏拉图思想中一个核心的内容。

在Protagoras 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享乐主义式的对人类心理的描述。他提倡一种一元主义式的对快感／利益的解读，声称人的行为都是出于趋利避害的考量，世界上所有的快感和痛苦，利好与不利，都可以在同一个标尺下衡量。当人面临多种选择时，他会计算他以为的每个选择背后的“总和利好”，最后选择那个他以为的对他最有利的那一个。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具有对“好”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good），那么他必然会选择“好”的行为。不同于尼采这种声称每个人本质的利益都不同的视角主义者，柏拉图认为有一个客观的、对所有人适用的“好”（good），并且这种“好”是在形式的世界里实际存在的，就像太阳存在一样。在《理想国》等对话中，柏拉图论证了正义比不义要“好”： 对人类而言，“好”——即最大的、最本质的利好——是灵魂的完整、同一，是灵魂中理智、精神、欲望三部分各安其位，而这等同于正义／美德的状态。如果一个人真正具有对“好”的知识，那么他出于自利的目的，必然会做一个正义的人，即使是面临肉体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也不会去行不义，因为他知道正义对他是最有利的。就好像是，如果我拥有数学知识，知道1+1=2， 那么哪怕有人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我也不可能真的相信1+1=3，尽管我或许会谎称我相信1+1=3 以逃避折磨。

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对“好”的知识。我们觉得对我们好的东西（apparent good），不一定等同于真正的好（good）. 于是我们就会错误地衡量不同选择背后的“总和利好”，选择实际上并非对我们最有利的行为。这便是“作恶”。因此，“作恶”的本质是无知，是因为缺乏对“好”的知识；而一旦我们获得了这种知识，我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会令我们必然地去追寻美德与正义。

柏拉图否定了Akrasia (weakness of the will)的现象，即明明“知道”什么是对我有利的，却没有这么做。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自认为）与柏拉图的一大分歧。柏拉图认为，根本不存在我“明明知道”去健身房锻炼才是更有利的，却还懒在床上猫被窝里刷知乎这种事。这种情况中，我实际是不知道／不相信去健身房是更好的，我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躺在床上对我更有利。

从这里可以看出，柏拉图所说的对“好”的“知识”，不只是一个知性理解（understanding /comprehension）层面的概念，还包括长期对欲望、精神的训练与控制。 我阅读了理想国，理解了他每一步的论证，信服了“正义比不义更好”这个观点，但即使这样，我也并不是真正地知道（know）正义比不义更好。这就是理想国里那个“人”、“狮子”、“多头怪物”的比喻的含义。一个人若想真正的获得对美德的知识，他必须从小过一种道德的、节制的生活，不能有丝毫偏离。他需要警惕地控制灵魂中的“多头怪物”，不能满足它喂养它，让它过于强大。而一旦他年轻时放纵欲望，削弱“人”（理性）的力量而增强“多头怪物”（欲望）的力量，长大后怪物就会强大到虚弱的理性完全无法控制的地步。对于这种人，仅仅有理性论证（rational argument），不足以让他获得对“好”的知识，变成一个正义的人。柏拉图这种对幼年时的habituation 的强调，在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中得以延续。他强调人必须从幼年起，就被训练着过道德的、节制的生活，以正确的方式去“模仿”美德的行为，并且学会享受美德的行为本身。 小时候没有这种长期的、严格的、一丝不苟的habituation, 长大后读《理想国》或《尼各马可伦理学》一点用也没有。

我个人觉得柏拉图说的挺make sense 的。来美国后我发现不少美国同学午饭就吃所谓的“花生酱三明治”，就是两片面包里夹上花生酱果酱黄油奶酪，这都能吃得特开心，说是从小到大上学的午餐就是这个。要让我天天中午吃这玩意不到一周我就得退学。大概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不太好，喂给了多头怪兽太多的饺子馄饨汤圆米粉烤鸭鸡汤排骨凤爪水煮鱼麻辣烫小笼包大闸蟹，现在就是跟我说要节制些，不能过度追求口腹之欲，我即使理智上能理解甚至认同这个argument, 实际上也无法真正地相信节制饮食比找好吃的对我更有利。

Answer 3

引言

如果说伦理学被普遍认为是哲学中最容易理解的分支，那是因为它的许多前提都是显而易见的平凡的真理。例如，所有人类行为都有某种目的，无论对错与否，都取决于行为人的总体目标。

至少对于世俗主义者来说，这些总体目标的实现是拥有一个良好生活的先决条件。我们所认为的有价值的生活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本性和实现它的条件。

此外，这也取决于我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个人的目的在每一种情况下不仅取决于原因，而且取决于个人的性格。这些目标的实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外部因素，如健康、物质繁荣、社会地位，甚至取决于外貌或纯粹的运气。

柏拉图

尽管这些假设可能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保守地意识到这些假设，因为许多人只是按照预先确立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而这些标准和价值观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反思的对象。只有在危机时刻，一个社会的传统和禁忌才会受到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的挑战——他认为有必要打击同伴的自满情绪。

当然，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并不是第一个质疑希腊生活方式的人。赫拉克利特或色诺芬尼这样的先驱者哲学家一直是他们时代的批评者，而智者们曾挑衅性地争辩说，是传统和习俗，为每个社会中被认为是对是错、是好是坏的东西设定了标准，而不是自然。

虽然其他思想家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展开了道德和社会批评，但他无疑是第一个以“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申辩》38a）为理由，以个人为基础挑战他的同伴的人。

无论人们在关于柏拉图早期对话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争论中采取何种立场，色诺芬的证词毫无疑问地表明，苏格拉底的盘问激起了导致他被定罪和处决的那种敌意。

在保守的雅典人看来，苏格拉底的质疑破坏了他们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如苏格拉底所见，美德——也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雅典公民所拥有的社交技能、态度和性格特征——它的拥有者的财富、权力和自我放纵往往对公共道德和社会福祉造成损害。

和大多数古代哲学家一样，柏拉图坚持一种基于美德的幸福论的伦理观。也就是说，幸福或幸福感是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最高目标，而美德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的条件。

柏拉图的幸福观是难以捉摸的，他对幸福的道德规范的支持似乎不太充分。

首先，他没有定义这个概念，也没有把它作为直接的调查对象，而是在探究其他问题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引入这个概念。

其次，在不同的对话中，对善的处理是不同的，我们会发现自己面临着如何区分不同作品中的差异的问题。

这是我们研究柏拉图作品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是否遵循“一元论”、“修正主义”或“发展主义”的方法来理解柏拉图的作品。

一元论者认为柏拉图的对话是一幅拼图，他们相信柏拉图从最早的著作到晚近的著作在本质上保持着一种统一的学说；修正主义者则认为柏拉图的思想在其晚年经历了根本的转变；而发展主义者则认为柏拉图的观点在他的一生中都有显著的发展。

近年来，修正主义在逐渐式微的同时，发展主义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尽管没有统一的意见，但现在很少有一元论者否认柏拉图早期、中期和晚期作品的特点在风格、语言、范围和内容上有所不同。继而，大多数发展论者都认为，不可能把柏拉图的著作像珍珠串在一根绳子上一样排列起来，重建他的对话作品的发展过程。

因此，在不同对话中所表达的观点似乎不一致的地方，我们需要对其作品进行补充或相互印证而不是分歧。

鉴于柏拉图自己从不发声，如果苏格拉底是对话中的主角，那么关键的是要注意对话者是谁，以及他被赋予了什么样的角色。

在重建柏拉图的学说时，柏拉图的对话不应被孤立地对待，但即使是对不同作品中的思想进行比较和对比，我们也不一定能清晰地解释这位难以捉摸的思想家的观点。

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式”对话是一系列具有某些特征的作品，比如苏格拉底对他在《申辩》中的神圣使命所作的解释中显现出的那种简短的盘问。它们似乎旨在破坏毫无疑问的传统观点和价值观，而不是发展建设性的观点，尽管有时它们显示的迹象表明，一条看上去的死胡同并不是真正的死胡同。

中期对话（所谓的“柏拉图式”对话）中所包含的建设性观点主要体现在《理想国》中，它以不同的方式将幸福视为一种完美的状态。

然而，这种状态的确切本质并不容易确定，因为它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前提之上的，这些前提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既模糊又超出了一般理解的范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没有一个明确的论断，即幸福是一个活跃个体的自给自足状态。

相反，在某些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柏拉图的道德理想显得既朴素又具有自我牺牲性：灵魂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知识时要远离肉体的快乐，而公共生活则要求个人愿望的服从，并以共同的利益为目标。

评价柏拉图伦理思想的困难在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似乎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发生了变化。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对美德和善的追求并没有超出人文领域，这一点随着中期的对话而改变。中期对话显示出对知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基础越来越感兴趣，这一发展导致将“相”视为所有事物的真实本质，最终以善的“相”作为所有善的超验原则。

尽管“相”论不局限于人的价值观，而是涵盖了整个自然，但柏拉图中期的对话似乎只假设了人类事务与宇宙和谐之间的类比。

相比之下，晚期的对话中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偏好，即在人类生活的微观世界和整个宇宙的宏观上的和谐秩序之间呈现出一种统一，这种偏好在《斐勒布》和《蒂迈欧》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种整体性的偏好之所以富于想象力，是因为它们依赖于以数学表达的调和关系，而“相”的形而上学地位在晚期对话中甚至比在中期对话中更难理解。尽管柏拉图晚期的著作没有显示出降低知识标准的意愿，但柏拉图承认，他对理性宇宙秩序的设计是基于猜想和推测。

在他最晚期的政治著作《法义》中，他对道德标准和政治制度更为务实。在柏拉图哲学生涯的任何阶段，他都没有系统地对待或致力于基本的伦理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人际互动的规则和规范的明证。

相反，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局限于描绘美好的灵魂和对灵魂有益的东西，并假设灵魂的状态是美好生活及其道德戒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这种节制性解释了从古至今二次文献对柏拉图伦理道德的重构存在很大分歧的原因。

时间是现实的流动的影像——柏拉图

苏格拉底的思想遗产促使柏拉图对知识和现实的本质进行彻底的考察，这种考察逐渐使他远远超出了历史上苏格拉底讨论的范畴。然而，柏拉图仍然继续把他的研究呈现为苏格拉底和一些伙伴之间的对话。

柏拉图甚至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也保留了对话的形式，苏格拉底被替身取代，而演讲的说教性质很难与现场讨论的假象和谐一致。但是，这些说教性的论述继续把伦理、政治、社会或心理的重要性问题与形而上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考虑结合起来。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讲演者的言论，就像讲演者是苏格拉底一样。

此外，对话中没有提到某一问题或其解决办法，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关于“柏拉图看到了什么，他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的？”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而且，我们对柏拉图作品写作顺序的信息的缺乏也增加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

尽管如此，柏拉图还是理所当然地从质疑传统美德的简短对话开始——勇气、正义、节制、虔诚。他不仅反映了道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而且也成功地反映了一个道德理论的逻辑以及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前提。

结语

柏拉图晚期的几部著作只对伦理问题作了少量的论述，或者根本没有涉及，比如《巴门尼德》、《泰阿泰德》和《智者》主要面向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不过，正如《斐勒布》、《政治家》、《蒂迈欧》和《法义》所证明的那样，柏拉图从未对什么样的条件才是人类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问题失去兴趣。

Answer 4

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文化中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他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柏拉图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有苏格拉底出场。但学术界普遍认为，其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并不完全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苏格拉底。
除了荷马之外，柏拉图也受到许多在他之前的作家和思想家的影响，包括了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和谐”概念，以及阿那克萨戈拉将心灵或理性作为判断任何事情正确性的根据；巴门尼德提出的连结所有事物的理论也可能影响了柏拉图对于灵魂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