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蜀道难》的意旨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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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阳文化
2022-06-04 · TA获得超过1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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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这首诗不仅写的浪漫神奇,夺人心魄,富有奇情壮彩的魅力,而且成就了唐代诗坛的一段佳话。但这首诗的主旨何在?也就是李白为什么要写《蜀道难》?其中有没有寓意?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古今的说法很多,归纳起来有七八种之多,这里对其中几种主要的说法略作介绍与评述,并对其中较为合理的说法略作申述。

第一种说法:讽玄宗入蜀

这种说法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后来有不少人表示赞同。但这样的说法实则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差不多与李白同时代的殷璠在他编选的《河岳英灵集》一书中,即收录了李白的这首诗。而在《河岳英灵集》的序言中,殷璠说他书中说写诗的起始时间,是开元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14年,终结的时间是天宝十二载也就是公元753年。由此可见,李白的《蜀道难》的写作,最迟应该不晚于天宝十二载。

第二是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唐代王定保的《唐摭言》都记载李白在长安遇贺知章时,曾出示这首诗。这则可以证明李白应该在天宝二年时候已经写成此诗。而玄宗的幸蜀是在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李白怎可能在十多年前,就预先知道玄宗要幸蜀而加以讽谏呢?所以这种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

第二种说法:罪严武,为杜甫、房琯担忧

严武,剑南节度使。杜甫晚年入蜀后,在生活上曾得到他的照顾。但据说严武为人严酷,曾因故要杀杜甫,又说因故还要杀在蜀中的前任宰相房琯,所谓罪严武之说即指此。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唐人李绰的的《尚书故实》,后来又见于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但这种说法也是不可靠的,理由与上面所说的相同。

杜甫入蜀的时间更在玄宗幸蜀之后,他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的759年入蜀的。李白当然也就更不可能预先作诗来罪严武了。

第三种说法:讽章仇兼琼

因为《蜀道难》有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的句子,因此有人便说此诗是讽刺章仇兼琼的,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宋本的《李太白集》,因为这个本子在《蜀道难》下有注语说“讽章兼琼也”,因此后来有人根据这一条注语,认为《蜀道难》的主旨就是讽章兼琼的。

但是当代的李白研究专家詹鍈先生则力辩其非。他的理由有二点:第一是章仇兼琼其人并无跋扈之迹,而且李白还有一首《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的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屣迎。

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

诗中的章仇尚书,就是章仇兼琼。从这首诗看,李白不致于将章仇兼琼比做豺狼。

第二是《河岳英灵集》以及宋人所编的《唐文萃》等诗文总集,都未见李白的这首诗题下有自注的这六个字,因此他认为这个注明显示后人所加的。

第四与第五两种说法意思大致相近。即“言险著戒,不专指一时人一事”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这两种说法持前一种说法的是明人胡震亨,持后一种说法的是清人顾炎武,支持其说的也不乏人。这两种说法大致都认为李白此诗是根据乐府古题的意旨来写的,因此其中并没有特别的意思。

由于这两种说法意思相近,所以也可概括为一说即:“即事成篇,别无寓意”。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点失之简单化。我们知道诗人写一首诗或者作家写一篇作品,一定有其创作的动因或者写作的目的,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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