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新罗战争的政策
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内迁,表明唐朝放弃了对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南部的统治,转而致力于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羁縻统治。这样,整个百济和高句丽的南部已完全置于新罗统治之下,基本完成了其对平壤以南百济故地的领土追求目标。
唐朝为何不能巩固灭高句丽、百济的胜利成果,作为弱者的新罗又为何能独霸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为史家所关注,其中西北吐蕃崛起对唐朝东线的战略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就曾指出“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唐罗战争时期,唐朝因吐蕃崛起而不得不分兵西北,曾经在朝鲜半岛建功立业的契苾何力、薛仁贵、高侃、李谨行等都曾被调往西北战场,说明当时唐高宗朝对吐蕃扰边的重视程度。670 年7 月,唐军在大非川败北后,吐谷浑等地为吐蕃所并,唐朝失去了与吐蕃对峙的缓冲地带。但此后唐朝并没有放弃恢复西域统治的努力,接连派出了姜恪、萧嗣业继续征讨吐蕃, 取得了一定战果。673年至674年, 弓月、疏勒、于阗等重新入朝,唐朝在西域地区设置了疏勒都督府和毗沙都督府。675年1月,吐蕃“遣其大臣论吐浑弥来请和,且请与吐谷浑复修邻好,上不许”,唐与吐蕃关系进一步恶化。676年,吐蕃“攻鄯、廓、河、芳四州,杀略吏及马牛万计。乃诏周王显为洮州道行军元帅,率工部尚书刘审礼等十二总管,以相王轮为凉州道行军元帅,率左卫大将军契苾何力、鸿胪卿萧嗣业等军讨之。二王不克行。吐蕃进攻叠州,破密恭、丹岭二县,又攻扶州,败守将。乃高选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久之,无功”。吐蕃对鄯州、叠州等地的进攻直指陇右和剑南地区,进而对唐都城长安也直接构成了威胁。当时吐蕃已是“东与凉、松、茂、隽等州上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已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677年“五月,吐蕃寇扶州。八月,刘仁轨为洮河军镇守使,十二月,募关内、河东猛士,以伐吐蕃。是岁,西突厥及吐蕃寇安西”。678年,唐高宗“命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西河镇抚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轨。下诏募勇士,毋限籍役痕负,帝自临遣。又敕益州长史李孝逸、巂州都督拓王奉益发剑南、山南士”。唐朝进行的大规模募兵反映了西北局势的危急,也反映了唐朝在与吐蕃的战争中的力不从心,以后西突厥的崛起也成为祸患,更使唐朝西北局势雪上加霜。
不过,从唐朝与新罗战争的进程来看,其对西北战场的重视并不表明对朝鲜半岛战场的无作为。670年4月,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时,唐朝也很快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这支军队与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出讨吐蕃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编成的。以后唐朝在西线先后以姜恪、萧嗣业为统帅讨伐吐蕃,在东线则先后任命薛仁贵、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与新罗作战。这表明唐朝实行的是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军事策略,但这样做的结果使唐朝陷入了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的困境。
因此,唐朝东线与新罗的战争必然对用兵西线有所影响。新罗欲把唐朝苦心获得的胜利成果拒为己有,这是唐朝所无法容忍的。但是唐朝的处境又使其不能对新罗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而新罗则抓住唐朝难以在朝鲜半岛扩大战果的弱点,继续攻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当战争局势于己不利时,新罗便又反复使出遣使入贡的外交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暂时休整的时机。这场战争胶着持续7 年之久,既与唐朝为西北局势所困无法集中打击新罗有关,也与新罗致力夺取高句丽、百济故地而与唐朝进行斗争有关。
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移至辽东,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同年,吐蕃攻打唐朝鄯州、叠州等地,威胁唐朝内地安危,加之新罗已夺取百济全境以及高句丽以南地区,唐朝难以实施东西两线作战的战略,只能退而求其一,全力应对西北局势。因此,可以说唐朝从朝鲜半岛退守的根本原因是吐蕃崛起而导致的西北局势危急,而其直接原因则是与新罗战争所导致的其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失控。由此,唐朝放弃了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为灭高句丽而苦心经营多年的成果,新罗则依靠唐朝的力量先后灭夙敌百济、高句丽,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统一,不仅以崭新的统一国家形象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而且也改变了东北亚政治力量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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