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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帮忙翻译一下

谁帮忙翻译一下 中统三年春，....以公为左司郎中。是时朝廷肇进官仪，每除拜，犹令翰
林行制以训敕之。告公之词日:”董某秉心端悫，处事详明。草军前之檄， 孰比陈琳，谈当世之事，共推王猛。宜颁显渥，以佐行台。尚尽乃心，克成厥绩。”

Answer 1

（三）册文
册在《说文解字》中的本义为“符命”，亦通“策”。汉有策书，唐有册书，主要用以封拜诸侯王、三公、立后建嫡、宠命尊贤，总的来说属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文书范畴。但元朝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册》云
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今汇而辨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册，上尊号用之。三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册，封诸侯用之。五曰哀册，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赠册，赠号、赠官用之。七曰谥册，上谥、赐谥用之。八曰赠谥册，赠官并赐谥用之。九曰祭册，赐大臣祭用之。十曰赐册，报赐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册，罢免大臣用之。
徐氏的复杂分类是概述历朝制度，就元朝来看，其所谓册文只有祝册、玉册、立册、谥册四种（谥册只包括为已故皇帝上谥号，不包括给臣下赐谥）。这四种册文虽以皇帝名义颁发，但都是纯粹的礼仪应用文字，似已不具备由上达下的特征。正因如此，在撰写册文的同时，还要另撰为此事布告全国的诏书。如世祖至元十年立后建储，成宗即位后为世祖忽必烈追奉谥号，两事的诏书载于《元典章》卷一，册文则见于《元文类》卷九，文字完全不同。而且就文献实例来看，诏书、宣命（制书）有时被笼统称作圣旨、玺书，却不见有册文被称为圣旨、玺书的例子。从严格意义上讲，大约应将册文排除在元朝的诏敕类文书之外。本文考虑到前代制度，暂将册文附述于此，以下基本上不会再涉及这类文书。
（四）宣敕（制敕）
宣敕或称制敕，是元朝的人事除授和封赠文书。《元史》卷八三《选举志三·铨法中》：“凡迁官之法，……自六品至九品为敕授，则中书牒署之。自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则以制命之，三品以下用金宝，二品以上用玉宝，有特旨者则有告词。其理算论月日，迁转凭散官。”卷九一《百官志七》记载略同。又卷八四《选举志四·考课》：“凡封赠之制，……正从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七品敕牒。”可知宣、敕施用之分，以五、六品之间为界。宣要加盖皇帝的玺印（玉宝或金宝），敕则只由中书省宰相签署。《吏学指南》“仪制”门
宣天子亲赐命诰也，故无押字，以宝为信。
敕牒 天子制命也。周官六典王言之制有七，曰敕牒。例令省授。为系上言，故用黄纸，宰相押字。
现存蒙、汉文合璧《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十一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难得的实例。其中宣八通，包括封赠宣命、授官宣命各四通，起首语皆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末于年月上钤署御宝。敕三通，皆授官敕牒，起首语为“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牒”，末于年月上钤署省印，然后中书省宰执大臣由低到高，参知政事、左丞、右丞、平章政事、左丞相、右丞相、直至名义长官中书令，依次署押。虞集说：“国朝典故，凡命官，自宰相以下皆中书造命，其贵者封以天子之玺而赐之。”所谓“贵者”与否，指的显然也是宣、敕之分。敕牒虽同样是“天子制命”、“上言”，但所授对象品级较低，不属于“贵者”，因此仅由宰相押字，不加盖皇帝玺印。与此相联系，元朝的敕牒似乎不包括在“玺书”范围之内。在受宣敕人迎接宣敕时，迎宣的礼仪规格也要比迎敕复杂许多。如受宣官除行普通拜礼外，还要“舞蹈叩头”，并向使者“跪问圣躬万福”，受敕时就没有这些附加仪式。另外上引《元史·选举志三》谓“宣授，则以制命之”，故宣授也可称作制授。苏天爵编《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廉希宪家传》即载“始议行迁转法，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元人时以宣敕合称，时以制敕合称，含义是一样的。
《唐六典》所载“王言”有七种，但如按事之大小区别，则可归为制、敕两类。人事除授方面，五品以上为册授及制授，六品以下为敕授及旨授。元朝制（宣）、敕的区分，当即渊源于此。不过唐朝（还有宋朝）制敕的内容所涉广泛，元朝制敕则只限于人事除授和封赠。现在的问题是“制”何以到元朝又称为“宣”。“宣”作为一种诏敕文书类型，出现较晚。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故事一》云
予按唐故事，中书舍人职掌诏诰，皆写四本，一本为底，一本为宣。此“宣”谓行出耳，未以名书也。晚唐枢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书，即谓之“宣”。中书承受，录之于籍，谓之“宣底”。今史馆中尚有梁《宣底》二卷，如今之“圣语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专行密命。至后唐庄宗，复枢密使，使郭崇韬、安重诲为之，始分领政事，不关由中书直行下者谓之“宣”，如中书之“敕”，小事则发头子、拟堂帖也。至今枢密院用宣及头子。
据此则“宣”本来只是“宣付出外”的意思，并非文书专称。后来随着枢密院制度的发展，皇帝经由枢密院下发的旨令被称为宣，与经由中书下发的敕地位相当，至宋犹然。到金朝，“宣”的含义已有变化，与枢密院无特别关系，而可泛指皇帝的圣旨。金朝皇帝最重要的印玺，就叫做“宣命之宝”。金人李国维也说“宣则王言亲谕”。《大金集礼》卷二五有“赐敕命”、“送宣赐生日”条目，宣、敕并举，两者有地位高低之别。这一用法，已与元朝比较接近。元朝的宣敕概念，远可溯自《唐六典》，近则直接源于金制。
唐宋的人事除授文书，在授某人某官职（或封某爵、赠某官、加某官、降某官职、免某官职等等）的基本内容之前，还会有一段由词臣专门起草的骈俪文字，铺张典故，申明勉励或训诫之意，称为“诰”，亦即前引《元史·选举志三》所谓“告词”。金朝制度也大体相同。元朝的情况，则前后有较大变化。忽必烈创建元朝之初，建立汉式官僚机构，多用金朝遗士任职。宣敕之制亦受金朝影响，带有文字典雅工整的诰文。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董源神道碑》
中统三年春，……以公为左司郎中。是时朝廷肇进官仪，每除拜，犹令翰林行制以训敕之。告公之词曰：“董某秉心端悫，处事详明。草军前之檄，孰比陈琳，谈当世之事，共推王猛。宜颁显渥，以佐行台。尚尽乃心，克成厥绩。”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七《刘赓神道碑》
建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皆出于翰林。
中统二年五月，王恽在中书省主管陈言文字并“权供中舍（按指中书舍人）之职”。七月翰林国史院成立，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他后来作《中堂事记》（载《秋涧集》卷八○至八二），其中抄录了这一年五至八月他撰述或看到的多首带有诰文的宣敕。其内容包括史天泽授中书右丞相，廉希宪授平章政事，杨果授参知政事，李昶授翰林侍读学士，张柔封安肃公，张荣封济南公，张德辉授翰林学士、参议行中书省事，赛典赤授平章政事，石抹刚纥答授右三部尚书，耶律明安歹儿承袭祖、父爵位，雷膺、王恽授翰林修撰，许衡授怀孟路教官，窦杰、姚枢授太子少傅，汪良臣授巩昌路便宜都总帅，贺某授宣谕大理国使，李大节、张特立、魏璠追加谥号，许衡授国子祭酒，姚枢授大司农，郑汝翼授大理寺丞，李治授翰林学士，刘秉恕授中书吏部侍郎，王仪授太医院判兼教授，董文炳授亲卫军都指挥使，宋拚授某路劝农官，宋彰授屯田府谘议，张耕授吏部尚书，等等。从《中堂事记》反映的片断来看，虞集说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是有根据的。又《析津志辑佚》“朝堂公宇”门载欧阳玄《中书省左司题名记》载
（至元）七年，罢左右（司），置给事中二员，中书舍人二员，……当时流官所告身，各有训词。词虽甚简，犹采前代两制法，翰林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也。
据此则直到至元七年，这一制度仍在持续。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宣敕文书不知从何时开始，除去极个别“有特旨”者外，已不再包括诰文。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监察御史杨桓疏言时务，其中有一项即是请求“行诰命以褒善叙劳”。大德四年，江西南丰人刘埙为本州方志作序目，其中“前代制诰”一项序目云：“三代训诰见于《书》，汉唐制诰载之史，所以涣大号、诏来世也。宋沿唐旧，一命以上皆有恩言，或以能取，或以道崇，或以功显，得十一于千百，尚有可考者焉，书以存古也。”显然“一命以上皆有恩言”的授官诰文制度当时已不复存在，所以特别强调“书以存古”。吴澄对此说得更加清楚。《吴文正公集》卷三二《跋娄行所敕黄后》
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敕牒，与前代敕牒其文同，其用黄纸书亦同。然昔也有敕而又有诰，今也无诰而但有敕，存之，可以考古今沿革之殊。
前面提到的《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其中授官宣命四通、敕牒三通，皆直书授某人某职，而无诰文。更有甚者，有的宣敕还是用蒙文直译体形式颁发的，这就离“简古尔雅”相去更远了。如郑玉《师山集》附录《宣命》
皇帝圣旨里，中书省……等，“徽州路郑玉有名的秀才，晦迹隐居，有为不仕。今将他委付做翰林国史院待制，教征聘将来呵，怎生？么道皇太子根底、上位根底奏，圣旨颁也者”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
事实上，自世祖忽必烈至元中期起，我们已很难在元人文集中找到授官宣敕一类文章（相反这类文章在唐宋文集中俯拾皆是）。原因很简单，由于授官宣敕中已不包括排比铺叙的诰文，而是径直书写授某人以某职，一吏足以经办，不再需要文士的构思起草，它也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收入文集的价值。
不过元朝另外一类宣敕——封赠宣敕当中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汉地传统，带有诰文。封赠的内容，具体包括对贵族和高级官员加封王或国公爵号，对已故官员加官追封赠谥，对官员的祖父母、父母等加封爵号、勋位、官位（已故者并赠谥），妻加封夫人号等。它不同于一般的人事除授，而是代表着汉地官僚制度中比较发达和精致的一部分内容，具有更明显的褒奖性和礼仪色彩，自然也更需要伴以便于“传宣句读”的骈俪诰文。元世祖、成宗两朝，封赠尚未形成固定制度，但亦偶有举行。《秋涧集》卷六七至六八和《天下同文集》卷一所载封赠制诰十余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武宗在位时，开始系统推行面向七品以上官员的封赠制度，故而元朝中期出现了一股封赠热潮，姚燧《牧庵集》、程钜夫《雪楼集》、袁桷《清容居士集》等文集载有大量封赠制诰，基本都作于这段时间。直到元末，封赠制度大体未变，历朝封赠制诰亦零散可见。然而，并非元朝中后期所有的封赠宣敕都带有诰文。《大元累授临川吴文正公宣敕》中有封赠宣命四通，皆无诰文。姑举第一通为例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澄父吴枢，可赠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临川郡公。母游氏，追封临川郡夫人。宜令准此。泰定二年正月 日。
又如赵孟頫《松雪斋集》卷首载文宗至顺三年《封赠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圣旨：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可赠荣禄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宜令准此。至顺三年三月 日。
这类封赠宣命，实际上就与简单“直书其事”的授官宣敕无异。总之可以说，元朝的宣敕文书中大部分都不再包含有针对性的诰命文字。这也是其区别于前代制度的一大特点。
二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
元朝诏敕制度的演变，广义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时期。第二阶段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位前期，具体从中统元年（1260）起，到至元六年（1269）止。第三阶段为至元六年以后，这是元朝诏敕制度完全定型的时期。制度定型以后，个别时期也有例外情况，最明显的例外是本来应由翰林儒臣用汉文文言起草的诏书，有时不由翰林，甚或是用蒙古文起草。诏敕的蒙汉互译，是元朝诏敕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另外有时皇帝也亲自撰写手诏。这些也都值得略加讨论。
（一）大蒙古国的诏敕
蒙古初兴之时，尚无文字，“每调发军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划，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成吉思汗灭乃蛮部，俘获其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教汗室子弟“以畏兀字书国言”，也就是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样就产生了史家习称的回鹘式蒙古文。据元人追忆，“太祖时国字（按指后来八思巴所创蒙古新字）未立，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书”。此言不尽准确。回鹘式蒙古文固然是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主要文字，但面向汉地颁发诏敕，则仍用汉字。赵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条
鞑之始起，并无文书，……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于金国往来，却用汉字。……今所行文书，皆亡臣识字者强解事以教之耳。
同书“官制”条
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
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
霆尝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鞑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即古木契也。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行于汉人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后面年月之前，镇海亲写回回字云“付与某人”。此盖专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为验，无此则不成文书。殆欲使之经由镇海，亦可互相检柅也。
又据耶律楚材（即徐霆提到的移剌楚材）回忆，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至西域谒见成吉思汗，辞行时奏请“但修善出家人乞免差役”，获准颁发诏敕。但当时“典诰命者他适，令道人自填”，丘处机遂在诏中“止书道士免役之语”。后来真相暴露，“众皆议丘之不公也”。这份着名的大蒙古国道士免差发圣旨（全文载于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显然就是用汉字书写下发的。随着疆域不断开拓，大蒙古国诏敕文书使用的文字更为复杂。据波斯史家记载：“（蒙古汗廷大臣）由谙习波斯文、畏兀儿文、汉文（原汉译为‘契丹文’，从萧启庆先生说改）、土番文、唐兀文等等的各种书记随同，以致无论向什么地方宣写敕旨，都可以用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颁发。”正如萧启庆先生所指出：“其时各族了解蒙古语言者固然甚少，而（回鹘式）蒙古文字创行不久，不仅外族知之无多，蒙古人亦多为文盲。以蒙古语文作为帝国唯一官方语文全无实行可能，蒙廷不得不借助各地原有之语文以布达与推行政令。”　　蒙古大汗身边主行文书的怯薛成员称为“必阇赤”，其中按地域实行分工，有一批来自汉地或熟悉汉地情况的必阇赤（如耶律楚材等）专门负责行于汉地的诏敕文书。他们的工作方式应当有两种，一是面聆大汗谕旨后直接用汉文起草（或称创作）诏敕，二是将用回鹘式蒙古文记录下来的原始诏敕翻译为汉语。这两种类型的诏敕文书今天都可见到实例。第一类的例子是成吉思汗征召丘处机的诏书，共有两份，在文献和石刻材料中均有保存。出于对此事的重视，它们都使用了汉地诏敕中习用的骈俪文体。首篇骈散相混，文字鄙拙；次篇则出自耶律楚材亲笔，是一篇相当出色的骈文作品。这类“典雅”的诏敕在大蒙古国时期，恐怕为数极少。《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六引《经世大典·站赤》载太宗窝阔台汗元年十一月诏谕：“上天眷命，锡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国众寡小大，罔不朝会。训之曰，一乃心力，其无二，凡我国内黎元，其听朕命，循先训旧章，绩用弗成者，其罪当死”云云，文辞古奥。《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所载宪宗蒙哥汗赐予大断事官忙哥撒儿之子的慰勉诏书，也是“全用《尚书》体，竟与宇文周诏书相似”。这都不会是大蒙古国时期的创作或翻译，肯定出于世祖忽必烈朝纂修太宗、宪宗实录时好事者的加工改造。大蒙古国颁行于汉地的绝大部分诏敕，都应当是上面提到的第二类，亦即由蒙古文翻译而成者，并非由“词臣”创作。其中，又以翻译时最省事的“蒙文直译体”为主。《元代白话碑集录》所收大蒙古国时期汉地所立圣旨碑十余通，皆属其例。
大蒙古国草创之初，制度未立，“其官称……随所自欲而盗其名，初无宣麻制诰之事”，“初未尝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谓何也”。但至晚在太宗窝阔台汗时，对汉地官员已经颁发专门的除授文书，汉文史料也通常按汉地习惯称之为“宣命”或“制书”。李庭《寓庵集》卷七《奥屯世英神道碑》：“皇伯合罕皇帝（按即窝阔台）在凤翔也，许公以河中府尹之职，命未及下，会以他事不果。其后公入觐，上喜曰：‘曩之所许，今当相付。’命有司草制。”这种除授文书通常用汉字书写。《元史》卷一五○《何实传》：窝阔台时“授以汉字宣命，充御用局人匠达鲁花赤”。发给杨奂的授官文书，误将其名字写成“杨英”，杨奂只好将错就错，宣布改名。《黑鞑事略》记载蒙古大汗的玺印称为“宣命之宝”，王国维指出这是“实用金人旧制”。汉地官员的除授文书，应当都加盖此印。至于采用何种文体，是否用蒙文直译体，材料不足，难下定论。但即使是用汉语文体，也应当只是直书其事的吏牍体，不大可能带有骈俪诰文。另外大蒙古国制度，大汗去世后由他颁发的授官“制书”要缴回汗廷，经新汗确认后重新颁授。《元文类》卷六二姚燧《夹谷公神道碑》：“故事，祖宗宾天，所授臣下制书符节悉收还之。”直到世祖忽必烈即位，仍然根据这一“故事”进行缴收。而按照汉地传统，授官“委任状”作为臣下从某位皇帝那里获得的荣誉凭证，是可以长期私人保存，乃至世代相传的。因此过了几年，就规定“宣命付身不须追取”。即使尚未领取而亡故，也要将除授宣敕“给付其家”，传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