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比较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的明治维新，有何异同点？并分析出现不同结果的原因

Answer 1

[ 2005-12-9 21:16:00 | By: 苍王阁主人 ]
1842年8月29日，在炮口对着南京城的英国军舰上，道光皇帝发派的“盛京将军”耆英未经谈判便在英国人起草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赔了银子，割了香港，允了五口通商，分享了关税。紧接着，两年之内，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相继签订，孤芳自赏了2000年的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

1854年3月8日，在美国军舰火炮射程之内，在500名美国水兵的注目之下，随着17响礼炮的轰鸣，美国舰队司令和日本德川幕府的代表开始了通商谈判，签署的文件叫做《日美亲善条约》。紧接着
，两年之内，日英、日俄和日荷之间都建立起了“亲善”，德川幕府200年的闭关锁国瞬间崩溃，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危机。

面临危机，两个国家都醒过来了。都想变革旧制，都想富国强兵，都学习外国先进，但变革内容有同有异，变革结果大相径庭。

变革之前，两国各有各的症结，各有各的难处。

中国地大人多，民族教派繁杂，一统天下的皇权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还被形形色色的造反折腾得地覆天翻:南有接连四次考不上秀才然后就自称“耶稣弟弟”的洪秀全建立的“太平天国”，北有白莲教信徒们发动的捻军起义，西南有“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的大理割据，西北有此起彼伏的回民造反。更不要说俄罗斯对伊犁的虎视眈眈和中亚浩罕国将军阿古柏对新疆的侵占。

日本地小人少，民族教派单一，但架空天皇的幕府统治已糟朽不堪，260个大大小小的封建藩主各自为政盘剥农民，工商业者在“四民”等级制度中被排在最后，受尽了限制，引来了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若不是地处偏远，恐怕连半殖民地都当不成，早就被英国人灭了。

要说变革，还是中国走在前面。1861年，大清国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按照国际惯例处理外交，曾国藩则上书咸丰皇帝，称第一要务为“购买外洋船炮……继而试造”，发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第二年，上海出了报纸，北京办了外语学校;第三年，李鸿章办了江南制造局制造现代化兵器;又三年，左宗棠建起了马尾造船厂。1868年，也就是日本人推翻了德川幕府，开始维新的时候，大清国已经造出了第一艘国产军舰，买来的6艘英国军舰也已到港。那时候，日本水师只有木帆船。

中国变了，但变得是皮毛，不变的是体制。

跟着日本也变了，但先变的是体制，然后是皮毛。

日本变革的先行者是一位名叫吉田松阴的下级武士。启迪他的书是启迪林则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同一本书，这就是中国大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口号是同一句口号，这就是魏源呼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1868年1月，登基仅仅一年的明治天皇在倒幕派的策动之下发布了《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接着，“天皇军”和“幕府军”大战了一年半，终于建立了天皇治下的中央集权。由于是被变革派推上台的，所以就必须变革，而不仅仅是复古。除了废藩置县、改革地税、开矿设厂之外，明治天皇还下诏建立国会颁布宪法，请来法国专家帮助起草刑法典，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编制日本民法典；军事上则跟着大清国的步伐——陆军制式效仿德国，海军制式效仿英国。

仅仅过了20多年，日本已经变成了跃跃欲试向外扩张的新强国，日本人的舰队也快赶上大清国的舰队了。

而此时的大清国，以军事现代化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已经陷入了困境。纵有坚船利炮，声势浩大，但社会越来越涣散，官场越来越腐败，海军军费也被用作修了园子。原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体制。曾国藩和李鸿章，个个都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实力，个个都有改革开放富国强兵的梦想，但到死都是明明白白的奴才。

1894年的甲午战争为两种变革判出了胜负:不仅没有保住人家的朝鲜，还丢掉了自己的台湾， 2000万两银子养出来的北洋水师换来了10倍银子的赔款。

此后的日本，越来越猖狂，灭了北洋水师又接着全歼了波罗的海舰队，占了旅顺口又接着占了整个东北，占了整个东北又要占领整个中国，直至广岛和长崎落下了原子弹，百万红军涌进了东北。

60年过去了，野心勃勃的日本又让我们愤怒了。但比愤怒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呢？魏源号召学习“夷之长”，日本人一直在学，我们是不是忘了呢？

Answer 2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完成，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远东。1840—1842年、1856—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1853年美国伯利率舰队驶向日本，中日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同时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为应对危局两国也几乎是在同时搞起了两场自强运动------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
三十年后，也即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在洋务运动中组建起来的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日本挤身于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成为近代亚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而中国殖民灾祸进一步加重，险些遭受被列强瓜分的命运。中日这两个曾站在近代化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何以三十年后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探寻其中的原由。
一、 两国背景之比较：
中国向以天朝大国自据，蔑视一切外来事物。自古以来的边患均来自生活于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由于在文化上落后于汉民族，它们入侵中原的结果，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汉文化，甚至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日本则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先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当19世纪在同样的面临来自西方的高于我们传统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的冲击时，两国的反映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统治者仍然极其厌恶和蔑视西方的一切，在1842----1856年两次战争之间的十几年中，面对西方扩张主义的挑战几乎没有做什么。只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的刺激下，才出现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然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喊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日本面对西方侵略做出的反映则要比中国快的多，他们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便提出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方针。这也可从两国自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发出的变革纲领性文件中看出。中国弈忻在其《统筹全局折》中强调："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日本1868年天皇颁布"五条誓文"阐明新政权的目标。强调"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除旧习。......求知识于世界。"这种认识的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其后的行动。
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利用西方先进武器对付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日益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前夕推翻了封建没落的幕府统治，从而为改革扫清了道路。
二、两国领导力量之比较：

中国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其势力主要不在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方面。他们对当时掌握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大胆"驳议"的勇气，更没有夺取政权、取而代之的要求。慈禧太后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保护清政府统治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然而其实她仍然是脚踏顽固派、洋务派两条船，身在曹营心在汉，犹豫徘徊，多方掣肘，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几个地方上热心洋务的总督、巡抚去搞，力量分散。洋务运动犹如大海中无人掌舵的大船，摇摆着不知驶往何方。而且洋务派也根本不懂得"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他们只是想借用西方的机械制造来保护中国传统文明。维护清政府的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则是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这既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也是阶级属性的变化。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三、两国变革措施之比较：

政治方面：日本改革落后制度，建立新的体制。首先，逐步削弱封建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其次，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渐剥夺了旧统治阶级的特权，取消了对下层人民的一些限制，允许不同阶层的人民之间通婚，实现形式上的平等。19世纪70至80年代，政府还颁布了其他一些律令和法典，引进欧洲刑法、民法和商法。1889年日本颁布了以普鲁士军国主义宪法为蓝本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日本国家制度和统治机构的合法化。宪法标志着日本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中国在政治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文化、教育方面：日本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封建文化，大力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不顾农民的激烈反对，以处罚为手段，强迫家长送年满6周岁的子女上学，奠定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则仅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

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就这有限的几所新式学校也成了顽固派攻击的目标，他们喊"是可忍，孰不可忍！"豁出老命来拼了。奕忻虽曾力驳士大夫们把"师法夷人"说成是国耻，大呼"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但他要驳到的不只是几个守旧官僚，而是整个士大夫阶级。

军事方面：日本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建立了一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天皇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对为侵略扩张。

中国洋务运动的重点在军事方面，先是创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后又组建起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舰队。中国确实开始走上了军事近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北洋舰队吨位居亚洲第一。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设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此为比强兵劲旅更可怕的"黄祸"。然而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治的腐败导致军事成果最终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当时就认为，30年后日本回兴旺起来，中国回更加衰弱下去。根据就是日本使节到欧洲，注意的是讲求政法，兴办工商，研究学术。而中国人到欧洲则是忙于探询军火的价钱和何种军舰装备精良。思想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中、日在近代化过程中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