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命中的儒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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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谁？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
其诗独具风格、清新刚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其词开豪放一脉，纵横恣肆间旷达守虚，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其散文收放自如、逻辑缜密，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苏轼，是北宋毫无争议的文坛领袖，是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宋词发展之路上的第一高碑。
言诗者必及李白，论词者必谈苏轼。
然而喜欢苏轼并不仅仅是他头上顶着璀璨的文学光环，人们喜爱他，还因为他身上有着当时士人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
苏轼叹人生苦难的诗词是不少的，譬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
谁怜季子蔽貂裘，愿我已无当世忘。（《浣溪沙》）；
目断销魂，应是音尘绝。（《蝶恋花》）。
我们总是看见课本上在描述，苏轼的豁达、苏轼的宽容、苏轼深刻的人生哲理......仿若他好似一位得道真仙，飘飘然而来，于世间体验苦难；又遥遥乎乘舟逝去，如一位大哲学家，吟唱漫天星河如梦。这便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么。
可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一位得到高人般的苏轼，还应该知道，苏轼在红尘中贪玩打滚的样子。他是一个普通人，大众很亲切的普通人。
毕竟，有人生来就是妖孽，但没有人生来就是哲学家。
苏轼的第一次名声满京华，是在二十一岁。刚刚加冠的年纪，放到现在，大学还未毕业。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实是千年来无数神童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苏轼还一个毛头小子，心里做着和其他书生士子一样的梦：修身齐家治国。“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古训，是苏轼最早的人生目标。 因而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苏轼的第一身份是儒家士子，他身上受到的儒家影响是最大的，即便他对佛理钻研甚深。
儒家士子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南宋张炎告诉我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很小的时候，苏轼的家人就有意培养苏轼的人格魅力和人生理想。苏轼年幼的时候，其母程氏常常告诫他说：“你读书，不要效仿曹耦，只懂得用书让自己出名。”每次谈论起古人的品格高洁之事，又说：“你如果真的能够为名节而死，我不会感到伤心。”
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多重要？苏轼是个典型的例子。于是，初出茅庐的苏轼身上自带魅力光环：时刻心怀天下的正统儒家文人。
这条光环苏轼带了一辈子，是他生命烙印中的一大显性特质。
这条光环，简言之，便是：为民、为君。
苏轼是爱民的，自宋仁宗嘉佑六年为官始，他对人民的关切之心一发不可收拾。任凤翔签判，改革衙前役；通判杭州，“因法以便民”，疏浚六井，修筑西湖长堤；知密州，舒民困以治理盗贼。为官数十年间，苏轼辗转于地方，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等地，均留下了他的足印。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苏轼能够体察民情、知民心、得民意。
苏轼的爱民，是赤裸裸的，不光是表现在政绩方面，还在个人情感方面。
在钱塘时，钱塘人民多因生活困苦而私贩粗盐犯法，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写道：“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千人，终不能禁。”他懂得堵不如疏的道理，唯有使两浙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才能杜绝民间贩卖私盐的行为。
知密州时，他常常因不能改变人民饥寒的现状而感到愧疚，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他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深感自己学富五车、有著述万千之能，却不能解决治下人民的生存问题，愧为父母官。
知徐州时，恰逢黄河决堤，徐州被淹。城内富人争相出城避难，苏轼说，富人如果都跑光了，民心定然不稳，谁还能守住城池？我在这里，决不让洪水淹没城池。“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于是他亲自带领当地军队在前抗洪筑堤，保全了徐州城。
一心为民的父母官，老百姓是能够记住的。《宋史》中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堂以报。”立生祠，无疑是杭州人民给苏轼颁发的最高成就奖。
用现在的话讲，苏轼是深得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苏轼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因此，谈苏轼，不能把他和群众割裂开来。
苏轼也是爱君的，他敬慕皇帝，却不是一切以圣意为旨，他敢于直言触犯天颜。
熙宁二年，宋神宗下令用低价收买浙灯四千余盏。苏轼立即上《谏买浙灯状》，“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他批评神宗作为买方，却强制降低价格、压榨民众的举动。最后神宗“即召罢之”，听取了苏轼的意见。
熙宁二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安石为了改变国力积弱、人民贫困的局面，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全方位、大范围的深入改革。然而顶层设计并未考虑到人民的实际情况，青苗法、免役法、水利法等诸多方案的实施，实际遭到了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
彼时，神宗的决心何其大。为了变法的顺利执行，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纷纷被贬出京，连四朝元老欧阳修也不能免。苏轼也决心步欧阳修的后尘，坚持自己的理念。他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公然反对变法，“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苏轼所反对的，不是对积贫积弱局面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式和速度。“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同时，他也反对对王安石的草率提拔，“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己成之功。”天降大任，必使其苦心志、磨筋骨、动心忍性，才能琢出玉成之器。王安石虽有才能，但经验不足、体会不深，并不能够很好的驾驭改革的马车。
《上神宗皇帝书》一出，结果显而易见，苏轼被迫离京，贬为杭州通判。当然，这是杭州人民的幸运。
纵观上述可知，“为民、为君”的决心，苏轼时刻都在执行。他心怀家国天下的情志，是不分地域、场合与地位的，一身布衣又如何？“达则兼齐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自认尚未到穷处。
苏轼的前辈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人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包括苏轼在内，这群可爱的儒家学者，已经脱离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狭隘自保思想，身体力行为世人垂范。
元丰年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后，被贬黄州。彼时的苏轼任团练副使，并未有实权，且受到监视。按理，关注民生、关注政治已经不再是他的义务。但在被贬黄州途中，他不顾多管闲事的嫌疑，时时上书提建议。在鄂州，苏轼见百姓有溺死婴孩的鄙俗，忍不住写信给鄂州知州，希望他能重视并解决这一事件，同时又在当地组织“育儿会”，对无力养育婴孩的家庭加以救济。
此外，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其表兄程正辅正巡按广州。苏轼以“横插一杠”的态度，写信给其表兄，对广州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修正桥梁、整肃军事，调整米价、解决钱荒，苏轼是真心忧虑广州人民的生活。他在写给程正辅的信中说：“某得罪居此，岂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无及也。”他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僭越，但内心关心家国的情志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
所谓的“僭越直言”，并非是作秀博名声。苏轼虽建言于信，但他在信中对程正辅加以叮嘱：“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万，千万！”
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对程正辅“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旁人认为他干涉官政，容易结怨，苏轼却并不在意。南宋费衮对此很是赞叹：“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谪居时尚且能如此关心家国事，何况是为官的时候呢？
究竟是什么使得苏轼在艰难困苦中仍对家国人民念念不忘呢？我想，也许是他自小培养的儒家为社会之理想的初心罢。苏轼曾对文彦博说，他“复言天下事”，是因为“宿昔之心扫除未尽”。二十岁时候的理想，四十岁时仍然能够留在心里，清晰又深刻。
不忘初心，大抵如此。苏轼的初心，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这贯穿了他的一辈子。那么，个人的升降、或甜蜜或困苦、或积极或消沉，算的了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太在意的。
说句玩笑的话，苏轼要是放之现在，绝对是以公为先、以民为念，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党的好干部，得评一个先进干部典型。
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做官一心人民，死后人民也不会忘了他。苏辙《栾城后集》中记载，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
历朝历代，并不乏在文才与文坛名声上与苏轼比肩者，可是仅有苏轼能在死后获得万民凭吊的殊荣，为什么？答案呼之欲出。至于锦绣文章，好看，高雅，可是离人民大众太远了。清修高雅者，人民恭敬而远离之。
这也带来了一个遗憾。苏轼虽深得人民爱戴，但终其一生，并未受到重用。是苏轼无做官之才吗？非也。仁宗赵祯认识苏轼、苏辙两兄弟后，曾言：“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可见，苏轼有宰相之才。非是才能之由，则必是官场之故了。
官场，比山高、比海深，上了下不去，潜了浮不起来。古今有多少能人未施其才，就倒在了官场的争斗中呢？
苏轼气节太高了，这对做官而言是致命的。宋孝宗赵昚曾评价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气节高，意味着直，不圆滑，只判好坏不知变通，只讲道理不讲人情。王安石有缺，苏轼骂王安石，惹得新党敌视；司马光有缺，苏轼骂司马光，又惹得旧党把他当敌人。同时惹怒了新旧两党，苏轼安能在朝廷立足？惟有外放地方。于是乎，终其一生，苏轼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各地。
这对仕途而言是不幸的，但长年的“流浪生涯”，却使得苏轼在文学之路上节节拔高，终成一代宗师。若没有半生的颠沛流离，晚年的苏轼，也许就写不出“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了。“国家不幸诗家幸”，令人不知是该批判还是该庆幸一番。
我是该为苏轼感到高兴的，他的人生见多识广，精彩的很。
也许我可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对苏轼做一个评价：
才占八斗，超绝同代士子；胸怀家国，有古之贤人遗风。
古之贤人，儒家所推崇的最高形象之一。正如我文章的开头，给苏轼首先安上了一个典型儒家士人的形象。
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很妥当，苏轼所受的道家、佛家影响亦十分深远。苏轼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张道士对苏轼的影响是绝对的、深入的，甚至影响到了苏轼的穿衣吃饭方面。另外，苏轼一生与僧友交往颇多，且每到一处必拜访当地寺院，对禅机佛理的感悟更是异于常人。
实际上，自魏晋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潮流从未停止。唐宋及以后的士人，并没有完全单纯的儒家士子形象。如李白喜好道家、王维喜好佛家类。
因此，我仅把文章标题写为“苏轼生命中的儒家特质”。他的生命中有道家特质吗？有的。他的生命中有佛家特质吗？有的。
什么是儒家特质？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弄清楚。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儒家无疑的。因此，本文仅仅讲述苏轼的这一方面。
文止于此，多了就累赘了。写这么多，是因为我也想要对苏轼一探究竟。他长相一般，身材臃肿是个胖子，可是他太迷人了。
我也想有一天，在月明风清的晚上，乘一叶扁舟，游于长江之上。小舟缓缓而行，两岸岩壁黑俊如墨，和冷月光一起，把船儿照应得黑白分明。万籁俱寂的时刻，我听着偶然的微音，提一桌酒菜，且饮且吟：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很美啊，不是吗？
【本文部分资料来自网络公开资料、百度百科、古诗文网及知网文献：《论苏轼的人格魅力》-周先慎、《论宋词的发展历程》-王兆鹏】
【我是张二辰，欢迎与我交流】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
其诗独具风格、清新刚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其词开豪放一脉，纵横恣肆间旷达守虚，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其散文收放自如、逻辑缜密，与欧阳修并称“欧苏”。
苏轼，是北宋毫无争议的文坛领袖，是文学的集大成者，是宋词发展之路上的第一高碑。
言诗者必及李白，论词者必谈苏轼。
然而喜欢苏轼并不仅仅是他头上顶着璀璨的文学光环，人们喜爱他，还因为他身上有着当时士人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家国情怀。
苏轼叹人生苦难的诗词是不少的，譬如：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江城子》）；
谁怜季子蔽貂裘，愿我已无当世忘。（《浣溪沙》）；
目断销魂，应是音尘绝。（《蝶恋花》）。
我们总是看见课本上在描述，苏轼的豁达、苏轼的宽容、苏轼深刻的人生哲理......仿若他好似一位得道真仙，飘飘然而来，于世间体验苦难；又遥遥乎乘舟逝去，如一位大哲学家，吟唱漫天星河如梦。这便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么。
可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一位得到高人般的苏轼，还应该知道，苏轼在红尘中贪玩打滚的样子。他是一个普通人，大众很亲切的普通人。
毕竟，有人生来就是妖孽，但没有人生来就是哲学家。
苏轼的第一次名声满京华，是在二十一岁。刚刚加冠的年纪，放到现在，大学还未毕业。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实是千年来无数神童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苏轼还一个毛头小子，心里做着和其他书生士子一样的梦：修身齐家治国。“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家古训，是苏轼最早的人生目标。 因而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苏轼的第一身份是儒家士子，他身上受到的儒家影响是最大的，即便他对佛理钻研甚深。
儒家士子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南宋张炎告诉我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很小的时候，苏轼的家人就有意培养苏轼的人格魅力和人生理想。苏轼年幼的时候，其母程氏常常告诫他说：“你读书，不要效仿曹耦，只懂得用书让自己出名。”每次谈论起古人的品格高洁之事，又说：“你如果真的能够为名节而死，我不会感到伤心。”
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多重要？苏轼是个典型的例子。于是，初出茅庐的苏轼身上自带魅力光环：时刻心怀天下的正统儒家文人。
这条光环苏轼带了一辈子，是他生命烙印中的一大显性特质。
这条光环，简言之，便是：为民、为君。
苏轼是爱民的，自宋仁宗嘉佑六年为官始，他对人民的关切之心一发不可收拾。任凤翔签判，改革衙前役；通判杭州，“因法以便民”，疏浚六井，修筑西湖长堤；知密州，舒民困以治理盗贼。为官数十年间，苏轼辗转于地方，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颍州、扬州等地，均留下了他的足印。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苏轼能够体察民情、知民心、得民意。
苏轼的爱民，是赤裸裸的，不光是表现在政绩方面，还在个人情感方面。
在钱塘时，钱塘人民多因生活困苦而私贩粗盐犯法，苏轼在《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中写道：“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千人，终不能禁。”他懂得堵不如疏的道理，唯有使两浙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才能杜绝民间贩卖私盐的行为。
知密州时，他常常因不能改变人民饥寒的现状而感到愧疚，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他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深感自己学富五车、有著述万千之能，却不能解决治下人民的生存问题，愧为父母官。
知徐州时，恰逢黄河决堤，徐州被淹。城内富人争相出城避难，苏轼说，富人如果都跑光了，民心定然不稳，谁还能守住城池？我在这里，决不让洪水淹没城池。“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于是他亲自带领当地军队在前抗洪筑堤，保全了徐州城。
一心为民的父母官，老百姓是能够记住的。《宋史》中说：“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堂以报。”立生祠，无疑是杭州人民给苏轼颁发的最高成就奖。
用现在的话讲，苏轼是深得群众路线的精髓。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苏轼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因此，谈苏轼，不能把他和群众割裂开来。
苏轼也是爱君的，他敬慕皇帝，却不是一切以圣意为旨，他敢于直言触犯天颜。
熙宁二年，宋神宗下令用低价收买浙灯四千余盏。苏轼立即上《谏买浙灯状》，“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卖灯之民...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他批评神宗作为买方，却强制降低价格、压榨民众的举动。最后神宗“即召罢之”，听取了苏轼的意见。
熙宁二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安石为了改变国力积弱、人民贫困的局面，在神宗的支持下，进行了全方位、大范围的深入改革。然而顶层设计并未考虑到人民的实际情况，青苗法、免役法、水利法等诸多方案的实施，实际遭到了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反对。
彼时，神宗的决心何其大。为了变法的顺利执行，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纷纷被贬出京，连四朝元老欧阳修也不能免。苏轼也决心步欧阳修的后尘，坚持自己的理念。他写下《上神宗皇帝书》，公然反对变法，“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
苏轼所反对的，不是对积贫积弱局面的改变，而是改变的方式和速度。“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同时，他也反对对王安石的草率提拔，“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诸难，有卓异之器，必有己成之功。”天降大任，必使其苦心志、磨筋骨、动心忍性，才能琢出玉成之器。王安石虽有才能，但经验不足、体会不深，并不能够很好的驾驭改革的马车。
《上神宗皇帝书》一出，结果显而易见，苏轼被迫离京，贬为杭州通判。当然，这是杭州人民的幸运。
纵观上述可知，“为民、为君”的决心，苏轼时刻都在执行。他心怀家国天下的情志，是不分地域、场合与地位的，一身布衣又如何？“达则兼齐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自认尚未到穷处。
苏轼的前辈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后人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包括苏轼在内，这群可爱的儒家学者，已经脱离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狭隘自保思想，身体力行为世人垂范。
元丰年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后，被贬黄州。彼时的苏轼任团练副使，并未有实权，且受到监视。按理，关注民生、关注政治已经不再是他的义务。但在被贬黄州途中，他不顾多管闲事的嫌疑，时时上书提建议。在鄂州，苏轼见百姓有溺死婴孩的鄙俗，忍不住写信给鄂州知州，希望他能重视并解决这一事件，同时又在当地组织“育儿会”，对无力养育婴孩的家庭加以救济。
此外，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其表兄程正辅正巡按广州。苏轼以“横插一杠”的态度，写信给其表兄，对广州的发展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修正桥梁、整肃军事，调整米价、解决钱荒，苏轼是真心忧虑广州人民的生活。他在写给程正辅的信中说：“某得罪居此，岂敢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无及也。”他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僭越，但内心关心家国的情志使他又不能无动于衷。
所谓的“僭越直言”，并非是作秀博名声。苏轼虽建言于信，但他在信中对程正辅加以叮嘱：“切望兄留意，仍密之，勿令人知自弟出也，千万，千万！”
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对程正辅“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旁人认为他干涉官政，容易结怨，苏轼却并不在意。南宋费衮对此很是赞叹：“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谪居时尚且能如此关心家国事，何况是为官的时候呢？
究竟是什么使得苏轼在艰难困苦中仍对家国人民念念不忘呢？我想，也许是他自小培养的儒家为社会之理想的初心罢。苏轼曾对文彦博说，他“复言天下事”，是因为“宿昔之心扫除未尽”。二十岁时候的理想，四十岁时仍然能够留在心里，清晰又深刻。
不忘初心，大抵如此。苏轼的初心，是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这贯穿了他的一辈子。那么，个人的升降、或甜蜜或困苦、或积极或消沉，算的了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太在意的。
说句玩笑的话，苏轼要是放之现在，绝对是以公为先、以民为念，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党的好干部，得评一个先进干部典型。
事实也是如此，苏轼做官一心人民，死后人民也不会忘了他。苏辙《栾城后集》中记载，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惠林佛舍。”
历朝历代，并不乏在文才与文坛名声上与苏轼比肩者，可是仅有苏轼能在死后获得万民凭吊的殊荣，为什么？答案呼之欲出。至于锦绣文章，好看，高雅，可是离人民大众太远了。清修高雅者，人民恭敬而远离之。
这也带来了一个遗憾。苏轼虽深得人民爱戴，但终其一生，并未受到重用。是苏轼无做官之才吗？非也。仁宗赵祯认识苏轼、苏辙两兄弟后，曾言：“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可见，苏轼有宰相之才。非是才能之由，则必是官场之故了。
官场，比山高、比海深，上了下不去，潜了浮不起来。古今有多少能人未施其才，就倒在了官场的争斗中呢？
苏轼气节太高了，这对做官而言是致命的。宋孝宗赵昚曾评价苏轼：“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气节高，意味着直，不圆滑，只判好坏不知变通，只讲道理不讲人情。王安石有缺，苏轼骂王安石，惹得新党敌视；司马光有缺，苏轼骂司马光，又惹得旧党把他当敌人。同时惹怒了新旧两党，苏轼安能在朝廷立足？惟有外放地方。于是乎，终其一生，苏轼的大部分时间都辗转于各地。
这对仕途而言是不幸的，但长年的“流浪生涯”，却使得苏轼在文学之路上节节拔高，终成一代宗师。若没有半生的颠沛流离，晚年的苏轼，也许就写不出“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了。“国家不幸诗家幸”，令人不知是该批判还是该庆幸一番。
我是该为苏轼感到高兴的，他的人生见多识广，精彩的很。
也许我可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对苏轼做一个评价：
才占八斗，超绝同代士子；胸怀家国，有古之贤人遗风。
古之贤人，儒家所推崇的最高形象之一。正如我文章的开头，给苏轼首先安上了一个典型儒家士人的形象。
当然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不是很妥当，苏轼所受的道家、佛家影响亦十分深远。苏轼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张道士对苏轼的影响是绝对的、深入的，甚至影响到了苏轼的穿衣吃饭方面。另外，苏轼一生与僧友交往颇多，且每到一处必拜访当地寺院，对禅机佛理的感悟更是异于常人。
实际上，自魏晋朝以来，三教合一的潮流从未停止。唐宋及以后的士人，并没有完全单纯的儒家士子形象。如李白喜好道家、王维喜好佛家类。
因此，我仅把文章标题写为“苏轼生命中的儒家特质”。他的生命中有道家特质吗？有的。他的生命中有佛家特质吗？有的。
什么是儒家特质？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弄清楚。可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是儒家无疑的。因此，本文仅仅讲述苏轼的这一方面。
文止于此，多了就累赘了。写这么多，是因为我也想要对苏轼一探究竟。他长相一般，身材臃肿是个胖子，可是他太迷人了。
我也想有一天，在月明风清的晚上，乘一叶扁舟，游于长江之上。小舟缓缓而行，两岸岩壁黑俊如墨，和冷月光一起，把船儿照应得黑白分明。万籁俱寂的时刻，我听着偶然的微音，提一桌酒菜，且饮且吟：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很美啊，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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