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魏蜀吴三国为争正统，史书都是怎样撰述的？
中国历史上，正统论之争，由来已久，有学者以为，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观念，肇端于两汉时期，亦有学者持不同观 点，欧阳修《正统论》中以为，“正统之说始于《春秋》之作”，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亦指出，正统之观点“说者以为起于宋，似是而实非也。治史之务，原本《春秋》，以事系年，主宾昈分，而正统之论遂起。”饶宗颐以为正统之争，自编年史书中出现主宾之分便已然存在。
撇开对正统肇始的争论，毋庸置疑的是正统之说自产生便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关乎正统的学说与争辩纷沓而至，随之而来的便是正统之争，由秦“五德终始说”，到两汉由最初的司马迁、荀悦宣扬的“天命王权说”以至后来的“摒秦”与“宣汉”来确定汉朝的正统性，再到魏晋时期截然不同的新特点，正统之争一直没有消停。相较于秦汉的大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与民族融合尤甚，魏、蜀、吴三国鼎立相争的局面让正统之争更加尖锐化，众史家对魏、蜀、吴三国孰为正统各持己见，众说纷纭。魏、蜀、吴三国各为正朔，极力标榜各自为政统的同时，亦不断抨击其他政权的非法性，而这一时期的史家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极力为本朝歌功颂德，更有甚者以祥瑞这种具有神话色彩的预言为各自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做论证。
魏晋时期，魏、蜀之争甚为激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陈寿作《三国志》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晋承汉统论》，此二人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分别以魏、蜀为正统作史书，在他们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对各自服务政权的维护以及对其他政权的贬低，《三国志》中有言，“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与中国争衡。”而在《汉晋春秋》中亦有言，“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 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互相贬斥，各自标榜正统，魏、蜀正统之争的大战走向 *** 。
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氏得汉献帝“禅让”而登大统，这是曹魏正统论的根基。对于蜀来说，“刘”姓是无与 伦比的优势，而刘备“刘皇叔”的称谓更为其正统论增加了筹码，尽管这个“刘皇叔”水分很大。魏、蜀正统之争进行的激烈，自孙皓投降，东吴为晋所灭后，东吴似乎被人遗忘了。历史是强者的历史，正统也是强者的正统，对于价值不大的东吴，后世为其争正统的者也就寥寥无几了，无非屈指可数的东吴遗民罢了。
东吴被西晋收编，而东吴臣子亦入晋为官，却是众多的不如意。晋朝统治者对东吴士人采取的政策是，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在经历了亡国之痛后，却又要经历着官场上的步履维艰，必然有部分东吴遗民怀念旧土，诉诸心声。张勃作为其中的一份子，目睹着这些 ，也许同时经历着这些，作《吴录》寥作思念故土之情，而在本书中处处透漏着为孙吴争正统的撰述原则。
对 吴 国 创 立 者 称 谓 上 以 尊 称 相 呼 ， 称 孙 权 为 “ 大 皇 帝 ”，而 在《吴志》中则直呼其名。以称谓来看笔者的立场与态度，这在《三国志》中颇为突出，《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书中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大有不同之处。如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或“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和《吴书》中称“曹公”。对刘备，《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则直呼其名。对孙权，不论是《魏书》、《蜀书》还是《吴书》，一概直呼其名。同一史实，仅仅称呼上的变动，就足以看出史家的态度，下面两段史料分别取自《吴志·孙破虏传》与《世 说新语》注引《吴录》，同为一段史实，足以看出作者的别有居心。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安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未发，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请张昭等谓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至夜卒，时年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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