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有藩镇割据,只不过在那场动乱之后,藩镇割据开始由暗转明,更加的明目张胆罢了。这一切的转变都是从唐玄宗开始的,从大唐建国开始,就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首先是边疆统帅的人选,必须是那种非常正直,并且很有威望的文官。等他们有了军功之后,才有可能会进入朝堂做宰相,而那些少数民族将领则永远受节制。
到了唐玄宗时期,出了一个权相,他叫李林甫。他很怕别人把他从宰相的位子上挤下去,于是他改变了这个规定,还让胡人做边疆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胡人领导的藩镇势力迅速发展。还有一些规定,比如边疆统帅不能当的时间太久,不能兼任其他地区的统帅等等,这些规定都让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后边的这些规定到了唐玄宗时期也都发生了改变,他感觉自己治理下的大唐已经很强盛了,就放松了对这些规定的管控。发展到后来,很多的节度使和统帅的权力都越来越大,他们统领一方,就像当地的皇帝一样。安史之乱的发起者安禄山,就是其中的一名节度使,同时他还是杨玉环的干儿子。
安史之乱把大唐分成了两部分,前半部分非常的繁荣,到了后半部分则是不断的纷争和战乱。除了那些原有的藩镇之外,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藩镇,他们从此之后再也不听中央的话了。安禄山虽然败了,但他统领的河北藩镇却成了所有藩镇里最强硬的,跟一个外族领地差不多,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后来燕云十六州的悲剧。所以说,安史之乱真的是祸害不浅啊。
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6)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见天宝十节度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着,经常以一个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藉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但是今河北地区则一直存在著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举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江南的节度使大多是服从听命中央的,而且其所辖地区是唐中后期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