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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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中国农产品供给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的冲击成为当前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特别是世界粮农组织发出警告,新冠病毒大范围传播有可能会对粮食供应﹑全球贸易和粮食安全造成极大风险,更使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进一步凸显。中国是人口大国、粮食消费大国,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实现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事关重大,不容轻视。基于全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定在 1.3 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 470 公斤,远超国际人均 400 公斤的安全标准线,库存消费比同样远高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 17% ~ 18% 的安全水平。因而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只要不触动大规模恐慌性社会抢购的底线,就不会导致粮食大范围供求失衡,进而诱发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虽然过度放大疫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矛盾并无必要,但对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必须谨慎乐观,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产业发展的冲击必然有一个滞后的发酵期,后续性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诸多长期性挑战依然存在,近期疫情影响和长期深层矛盾相互叠加,将可能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构成不能低估的较大压力。对中国粮食安全的任何盲目乐观都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应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不仅应及时应对重大疫情冲击带来的复杂后续影响,更要高度重视有效化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中长期矛盾。
从发展的视角综合分析,除了当前关注度极高的粮食种业之外,中国粮食安全还面临五个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的挑战性矛盾:
一是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困难。
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稳定必须以基本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支撑。但就现实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保持现有粮食播种面积面临不容回避的现实困难。其一是耕地“非农化”难以逆转。在中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即便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过程中,形式上的占补平衡也是以耕地实际质量下降为代价实现的。大量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其二是耕地“非粮化”不断发展。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其三是耕地粗放经营仍然严重。虽然中国部分区域粮食规模经营实现了较快发展,但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总体上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不仅粗放经营十分普遍,而且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现象也大量存在,从而对通过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来有效增加供给能力形成严重制约。
二是粮食供应链面临全面冲击。
粮食安全不仅需要生产环节的安全,更需要形成前端农资和后端加工的完整供应链才能保证有序稳定的粮食供给。具体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产业的影响,可以判定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是短期性的,而对粮食供应链前后端的影响则更具有长期性。从农资供应来看,在整体经济运行困难加剧背景下,生产原料及人工成本上涨态势难以扼制,一大批中小农资生产企业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部分企业甚至难逃倒闭厄运。毫无疑问,疫情对中国粮食供应链前端的冲击影响更大和更持久,这必然给后续的农资供给造成较大影响进而传导于粮食生产过程。从粮食加工来看,粮食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贸易和运输的重要性,使疫情影响下的国际粮食市场脆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当前国际粮食供给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特殊阶段,全球粮食供应链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粮食加工业形成加工原料不足的严峻制约,而且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必然快速向国内市场传导,致使总体上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粮食加工业生存更为困难,结果可能使已有加工能力被动趋于萎缩,对中国粮食产业链的整体性稳定发展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三是粮食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
相对于附加值更高的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而言,粮食产业是传统弱势产业,尤其是小农户分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因而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就成为必然的发展选择。正因如此,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中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从发展的视角综合分析,除了当前关注度极高的粮食种业之外,中国粮食安全还面临五个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的挑战性矛盾:
一是粮食播种面积保障困难。
在现有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下,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稳定必须以基本的粮食播种面积作为支撑。但就现实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中国保持现有粮食播种面积面临不容回避的现实困难。其一是耕地“非农化”难以逆转。在中国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带来耕地面积大规模减少的趋势仍在发展,即便在实施土地增减挂钩过程中,形式上的占补平衡也是以耕地实际质量下降为代价实现的。大量良田沃土的持续减少对粮食生产形成显著的“挤出效应”,通过增加耕地面积从而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空间极其狭小。其二是耕地“非粮化”不断发展。推进土地集中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于比较效益明显偏低,土地流转不断提速的过程就是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土地流转规模越大,耕地“非粮化”发展相应越快。其三是耕地粗放经营仍然严重。虽然中国部分区域粮食规模经营实现了较快发展,但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生产中小农户分散生产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之后,农业生产中老龄化矛盾愈益突出,总体上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高。不仅粗放经营十分普遍,而且耕地常年性抛荒和季节性抛荒现象也大量存在,从而对通过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来有效增加供给能力形成严重制约。
二是粮食供应链面临全面冲击。
粮食安全不仅需要生产环节的安全,更需要形成前端农资和后端加工的完整供应链才能保证有序稳定的粮食供给。具体分析新冠疫情对中国粮食产业的影响,可以判定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是短期性的,而对粮食供应链前后端的影响则更具有长期性。从农资供应来看,在整体经济运行困难加剧背景下,生产原料及人工成本上涨态势难以扼制,一大批中小农资生产企业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之中,部分企业甚至难逃倒闭厄运。毫无疑问,疫情对中国粮食供应链前端的冲击影响更大和更持久,这必然给后续的农资供给造成较大影响进而传导于粮食生产过程。从粮食加工来看,粮食价值链的复杂性以及贸易和运输的重要性,使疫情影响下的国际粮食市场脆弱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当前国际粮食供给已经进入一个相对脆弱的特殊阶段,全球粮食供应链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不仅会对中国粮食加工业形成加工原料不足的严峻制约,而且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趋势必然快速向国内市场传导,致使总体上本就处于微利状态的粮食加工业生存更为困难,结果可能使已有加工能力被动趋于萎缩,对中国粮食产业链的整体性稳定发展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三是粮食规模经营主体发展能力不足。
相对于附加值更高的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而言,粮食产业是传统弱势产业,尤其是小农户分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因而发展多种形式的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就成为必然的发展选择。正因如此,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成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主体。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土地成本、农资成本、人工成本持续上涨,粮食生产成本的“地板效应”不断抬升,粮食生产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大量调查表明,绝大多数粮食规模生产主体主要都是依靠政府补贴来实现盈利甚至生存的,因为激励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当前众多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总体上还处于艰难的发展过程之中,仍然面临发展能力不足、带动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由此构成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依然脆弱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遭受疫情冲击和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粮食规模经营主体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对其精准支持,强化能力,提振信心,是中国确保持续性粮食安全必须破解的瓶颈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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