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生的人物经历
1938年2月16日，这个春寒之夜，在泰兴县常周乡龙王殿张之仙家的大院里，一个年轻人郑重宣布成立“抗日救亡大队”，并自荐任大队长，他，就是陈玉生。
陈玉生，泰兴县陈家庄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为谋生，30年代初到上海做工。 1936年春，陈玉生由陈进觉介绍，加入了上海市工人抗日救国会。在救国会工作时，他开始接触到了许多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思想。这些，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37年春，日本人勾结上海公安局，诬陷他与日本纱厂罢工时打死一个日本人有关，使他锒铛入狱，妻儿5人也饱受囹圄之灾。然后,7次严刑审讯，7次无一供词。他说，我的皮肉你们可以糟塌，我的骨头你们奈何不得。在毫无实据的情况下，上海公安局无可奈何地释放了他的妻儿。可是，他们却与国民党泰兴县政府串通一气，以他在1931年隐藏过共产党和红十四军人员为由，将他转押至泰兴。 10月，在泰兴监狱里，当他听到日寇侵略我国的消息后，义愤填膺，遂发动难友向监狱负责人要求“到前线打鬼子去，决不做亡国奴”，他们以绝食相争。同月，终出牢笼。
1938年2月，日军侵占季家市，烧杀抢掠，蹂躏人民，激起人民的无比愤慨。陈玉生即通过商借的方法，先后向泰兴的鹅湖、洋港、八井等近10个乡借得长、短枪100余支。抗日救亡大队成立以后，附近的年轻人慕名而至，几天时间，部队发展到200余人。
陈玉生的坚决抗日却激怒了国民党南通专署保安司令袁国宝。他设下毒计，企图扼杀这支年轻的抗日队伍。2月底，袁以发军响，给番号诱陈玉生带队到南通整训。 陈玉生毕竟初出茅庐，缺少经验，3月初，他率队到了南通。南通人民夹道欢迎这支抗日有功的部队。何克谦等也假惺惺出面迎接。陈玉生和部队被安排在广东会馆宿宫。此后，部队每天到南门大操场训练。陈玉生的警惕性很高，对何克谦等人保持戒备，从不离开部队。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发生意外事故。
1938年3月16日，连日来在暗中窥探他们的袁国宝趁陈玉生去理发之际，假集合陈玉生部队训话为名，收缴了抗日救亡大队的全部枪支。谁知次日早晨，日军侵入南通，袁国宝闻风而逃。中了袁国宝圈套的陈玉生冒险赤手突围出来，第二天，在如皋西来镇集合了突围出来的百余人。铮铮铁骨的他们抱头痛哭。他们为祖国的大好河山落入敌手痛哭。为国民党不抵外侮摧残同胞愤怒。
可是内外交困并未使陈玉生气馁，挫折使他更坚强。他决心重建抗日部队。3月下旬，他先后收缴了国民党如皋县张黄港税所、江安区常务队、石庄、西米区公所、泰兴县古溪警察分局的枪约200支，并说服一些力量单薄的自卫队和古溪警察局的爱国巡警钱鸿等三十来人带枪加入，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重新组建的游击队一下子发展到六七百人。
为取得抗日的合法地位，初夏，陈玉生率部受编于张公任的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编为张部第三支队第二大队，陈玉生任大队长。商谈具体事宜时，陈玉生提出：“保证部队统一建制；部队的人枪指挥部不能调动；指挥部不再派人到部队来；违背抗日的命令一概不执行”等四条要求。张公任表示同意陈玉生的意见。这支饱经风雨的抗日队伍暂时有了立足之地。
韩德勤下令保四旅旅长何克谦将陈玉生部一网打尽，阴谋未逞，恼羞成怒的他便下令撤销了“通如区右翼指挥部”番号。为保部队能生存，张公任和陈玉生商量后，决定利用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即李明扬部的番号。10月，他们到泰州找到正在招兵买马的李明扬，双方一拍即合。李明扬委任张公任为总部第三纵队司令，陈玉生部隶属3纵，编为第8支队第2大队，陈玉生仍然是大队长。1939年秋，陈玉生升任8支队支队长。
对部队的发展，对挂上苏北最大实力派的番号，陈玉生还是不满足，他发现在部队建设上有许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问题，一个更大的愿望，在他心中一天比一天更迫切：找到共产党，让共产党指导他、帮助他领好这支部队。他的爱国之举，中共苏北特委也看在眼里，1939年，党派金求真进入他的部队。不久，陈玉生率部加入了新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