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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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的政治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在政治舞台上可谓相爱相杀。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王安石比司马光小两岁,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司马光19岁考中进士,年纪轻轻即是“天之骄子”。
王安石自幼聪明,既有才华,又能实干,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从小就爱学习,过目不忘,跟随父亲游走各地,深刻体会基层实际生活,为王安石日后大展身手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也造就了王安石嫉恶如仇、固执己见、恃才傲物等品性。
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 历史 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 历史 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宋朝这个时期可谓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一方面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另一方面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这时期政治家也尝试进行过改革。如范仲淹在1043年(庆历三年)就向宋仁宗提出十项建议,主张要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变法内容太广,没有落到实处,加之宋夏战争和政治斗争而被迫退出权利中心,因此“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神宗即位后,破格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之后便在神宗的力挺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变法。新法通过“理财”和“整军”两个方面进行,先后颁布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等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推行保甲法等增强国家军事实力。王安石变法中有秦商鞅和汉桑弘羊的影子,得益于王安石之前在地方上的历练,分别在内政和财政上有实践和思考。
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提拔了一批像 吕惠卿、李定、邓绾等人,不幸的是在识人用人方面出了问题,以吕惠卿等为首的政客为了争夺政治权利,使变法由利民转变成扰民。如青苗法初衷是农户自愿,地方政府官推行中,强制贷款和粮,还要征收三分息,贫农苦不堪言;富农则不贷款只交税,扶民的条款演变成为财产税,地方政府也正好敛财。其他法令推行中也遇到很大阻力,特别是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此遭到上下的激烈反对。
司马光也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只是政治理念相对“保守”。在司马光看来,国家犹如一座大厦,万不得已修葺即可,大动干戈会动摇国本。因此韩琦、司马光、富弼、欧阳修等为首的这些人极力反对变法。
初期神宗全力支持亦师亦友的王安石,直至郑侠献《流民图》,所画老幼相携、饥民遍地的场景令神宗大为震惊,《宋史·王安石传》:“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神宗立场开始动摇,之后连太皇太后曹氏和太后高氏反对变法,神宗又极为孝顺,于是陷入两难。王安石见状只好上书请求外调,暂时离开权利中心,恐怕也是和神宗的心照不宣吧。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的初期,看弹劾无效,只好退居洛阳。主持编纂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直到六十七岁那年,司马光重掌相印,以雷霆之势逐条废除新法,遗憾的是司马光并未提出修改变法的有效方案,由于担心小人弄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全部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因变法失败积郁成疾的王安石,背部毒疮发作,离开人世。同一年司马光也相继离世。
司马光起初对于变法的态度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后来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才站到反对派那一方。作为大臣,他上书激烈弹劾王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以尽益友之忠”,提醒王安石莫为“谄谀之士”所出卖。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面对此情此景,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说道: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两人都为官清廉,而且 两人的私生活都十分检点。当时,士大夫们因为生活都很优裕,纳妾和蓄妓之风颇盛。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纳妾也不蓄妓。
王安石和司马光一生的荣辱遭遇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两人的关系正应了那句话“君子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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