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中国古代怎样祭祀？有哪些不同的祭祀？

Answer 1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祭祀与保土卫疆是事同等重要的。
炎帝之祀，源远流长。《史记•封禅书》云，秦灵公三年（－423），在吴阳“作下畤，祭炎帝”。这是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但不是最早的祭祀。对炎帝的祭祀，始于黄帝。《路史•后记》云，黄帝“崇炎帝之祀于陈”。《轩辕黄帝传》亦云：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
黄帝以降，历代踵事增华，崇祀有加。《通典》载：虞舜祀五帝于五府。周代立夏行“郊祀”，季秋“享明堂”，建巳月“大雩”（祭水旱），岁终“礻昔 先啬”，春始“耕帝籍”，皆配祀五人帝。或特祭神农。秦尊“四畤”上帝，炎帝配赤帝。汉初，祠“五畤”，“南方帝炎帝”；“祀九天”，炎帝代表“南方炎天”。晋袭旧制，郊祀五帝。“后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唐初，定令每岁冬至祀圆丘，以赤帝配五方上帝。唐天宝六年（747）制，“三皇置一庙，五帝置一庙，有司以时祭飨”。唐宋以后，炎帝神农之祀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但是，这些祭祀，大多是在王权中心所在地进行的。
陵寝之祭，不知眆自何时。《通典》说：“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称寝陵”。《史记•封禅书》云：元封元年（－110）汉武帝北巡朔方，“祭黄帝冢桥山”，但言墓祭，未言有园寝。据此，陵寝之祭，当是汉代后的事了。
炎帝之陵偏处南方，远离王权中心，但陵寝之祭，却不晚于汉代。《路史•后记》载：炎帝神农氏“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墓者，（《郡国志》云，炎帝神农氏葬长沙，长沙之尾……今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世纪》云，神农葬茶陵。《衡图经》云，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地有陵名者，皆以古帝王之墓……）。有唐尝奉祠焉（有唐代旧记）。太祖抚运梦感见帝，于是驰节敻求，得诸南方，爰即貌祀，时序隆三献（庙在康乐乡鹿原陂上，乾德五年建……）”。
炎帝陵所在地，古属荆楚，汉属长沙郡、长沙国达180年。有的研究认为，长沙因之得名的“万里沙祠”，是祠炎帝的，此说尚待考证。但汉高祖五年（－202），以陵名县，设茶陵县（炎陵县古属茶陵）是可信的。《路史•后记》这段话明示：在炎陵县炎帝神农氏，古有陵，汉有祀，唐奉祀，宋修庙。
宋代，炎帝陵寝之祀已成制度，元代未尝中辍，明清两代更趋频繁。现有祭文可稽的“御祭”，明代13次，清代39次。
民国期间，县府有春秋时祭或应县民之请,举行禳灾祈福之祭。湖南省政府于1940年10月祭陵一次。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断40余年。1986年,炎帝陵修复。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公祭炎帝陵。现已形成重阳节由省、市主典公祭，清明节由县主典民祭的祭典格局。自1986年始，炎帝陵举行大型祭祀活动60余次，前来祭祖谒陵的海内外人士达300余万人次。
至于民间祭祀，更是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形式多样。祭祀时间随各地风俗而异。在南方，有源于蜡祭的春节祈福；清明、冬至扫墓祭祖；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的生辰祭祀；新粮初上的“尝新”之祀；遇有自然灾害的禳灾之祀等。
一位远古先祖，一座深僻的寝陵，为何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呢？
《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古代制定祭礼的原则是，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除了“酬功”之外，随时代不同，文化形象之异，具有更深的意蕴。
（一）作为五帝之一。
成书于东周早期的《周礼》有“祀五帝”和“兆五帝于四郊”之说，但未言其祥。《史记•封禅书》说，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秦灵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祖二年（-205），“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通典》亦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计，白曰明纪，黑曰元矩”。上述青（苍）帝、赤（炎）帝、黄帝、白帝、黑帝，本是太微五精，即太微垣五帝之座，是天上的星宿，又称五天帝。春秋战国之际，盛行“五行”说，在祭典中，常以“五人帝”即人间的五个帝王，配祀五天帝，形成五帝系列及其祭祀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炎帝为五人帝之一，配祀赤帝、南方帝或夏神。到战国末及秦汉时期，又以“五德终始”附会朝代更替，将五帝作为朝代更替周期的象征去祭祀。炎帝有火德，以火承木、位南方、主夏、尚赤。
以五人帝配祀，除祠五畤外，还有郊天、大享明堂和雩祭等。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是郊天。所谓郊天，就是在郊外设坛祭天。《礼记•礼器》云：“郊帝于郊，敬之至也。”《通典》云：“周制，王者必五时迎气者，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夏以炎帝”。《礼记•月令》载：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汉初，袭秦制，郊甘泉泰畤，祠雍五畤。至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于洛阳城南七里，作圆丘八陛，中为重坛，天地位其上；外坛西，上为五帝位，赤帝配位在丙巳。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郊天，祀昊天上帝于圆丘，配五方上帝。至宋以后，郊天礼中的五帝之祀才慢慢消失。
郊天为“大报天而主日”，“祀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礼记•祭义》)。在这些祭典中，以五人帝配天，表达的是古人对天地、神只、祖先的敬畏之心和报答之情。
（二）作为农耕文明的始祖
炎帝神农氏制耒耜，奠农工基础；尝百草，开医药先河,其农业之祖与医药之祖的地位，千古不易。大礻昔、藉田，享先农，祀先医，是对他的特祀。
“大礻昔 ”又称蜡（腊）祭。《礼记•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神，以报啬也。”《通典》云：“腊之义，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
蜡祭是最原始的祭祀之一，始自神农氏，后来却成为对自己即“先啬”之祀了。初名蜡，夏更名嘉平，殷更名清祀，周复名大礻昔 。秦初称礻昔 ，后复称嘉平。汉复名礻昔 ，并沿用到清代。
蜡祭作为一项重大的礼仪，则沿于三代以下。历代虽有斟酌损益，但大体不改。《礼记•月令》云：孟冬之月，“礻昔 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孔颖达疏云：“按杂记，子贡观蜡云，一国之人皆若狂者”。《后汉书•礼仪志》亦云：“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由此可见，后来的蜡祭之仪，除了保持原始蜡祭祀“先啬”的本义之外，还有丰收之庆的含义了。
《通典》记载了唐开元年间蜡祭的盛况。皇帝礻昔 日礻昔 百神于南郊。礻昔 前，皇帝及从祀官斋戒。前三日，开始陈设乐器、礼器及御座。礻昔 日未明五刻，设神座，坛上置大明、夜明、神农、伊耆、后稷等一百九十位神主。仪程大致为奠玉币、毛血、奠玉帛，设馔、盥洗、奠爵如圆丘仪。然后读祝文、奏乐、行跪拜礼。祀日、月神的祝版、纸帛以火燎之；祀神农的祝版、纸帛则以土埋之。神农氏祝文曰：“维（某）年岁次（ ）月朔日，子嗣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神农氏：惟帝肇兴播植，粒此黎元，今时和岁稔，神功是报，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于帝。尚飨。”
《礼记•礼运》写到，孔子在参加蜡祭礼仪之后，“喟然而叹”。他对旁边的言偃说：“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道之行“指神农时代，孔说他没有赶上，但看到过志书，因而在观蜡祭之后，表示出对“天下为公”的神农时代十分景仰，可见蜡祭的影响是何等深刻。
蜡祭于清乾隆十年停止。“清初关外举行，庙建南门内，春秋设坛望祭。世祖入关，犹踵行之。”（《清史稿•礼志》）。蜡祭虽然停止了，但仍然可以从传统“春节”中感受“劳农大享礻昔 ”之农耕文化遗风余韵。
“藉田”与蜡祭一样，古已有之。商代的金文中就有“藉田”之辞。《诗经•周颂•载芟》是春耕藉田的乐章。蜡祭行于岁终，“报终成之功”；而藉田行于春始，祈求年谷丰登。
历代帝王对藉田十分重视，《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后汉书•礼仪志》曰：“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巳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刘昭注引贺循《藉田仪》云，“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于田所”。又引《旧汉仪》云，“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通典》云，“北齐藉于帝城东南千亩，”“作祠坛于陌南阡西，广轮三十尺，四陛三谴、四门”，“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大唐贞观三年（629）正月二十一日，太宗亲祭先农，藉于千亩之甸”。《宋史》亦载，太宗雍熙五年（988）正月乙亥，亲飨神农氏于坛上，以后稷配。礼毕，次诣耕藉位，行三推之礼。“元至大、至正皆命祭先农，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昭告于帝神农氏’。此神农之祭于藉田也”（《炎陵志》）。明清均行耕藉礼。明太祖，清康熙、乾隆帝，都亲耕藉田。雍正时，还将藉田之礼推行到州、县，并一直沿袭至清末。柬埔寨至今仍有“御耕节”，亲王亲耕“圣田”。藉田礼仪包括行耕藉礼（享神农炎帝）和天子亲耕。其历史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无与伦比。这是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历代王权借重神农炎帝的感召力，亲劝农耕，兴农固本的一项具有积极意义的举措。
“祭先医”也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特祀。我国传统医药学认为“医食同源”。炎帝神农氏在开拓耕播农业的同时，发现了医药。《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尝味百草，宣医疗疾，救夭伤人命”。《史记补三皇本纪》亦有：“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载，故尊炎帝神农氏为“先医”。
炎帝神农氏对于医药的贡献，始见于《世本》，继有汉代的《新语》、《淮南子》等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的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总结了炎帝神农口口相传的药学知识，并名为《神农本草经》，将发现医药的功劳归于炎帝神农氏。
祀“先医”之礼，始自元代。《元史•祭祀志》云，“元贞初年，初命郡国通祀三皇……岁春秋二季行事，以医师主之”。《春明梦余录》说，“至于有元，自国都以至郡县，皆立三皇庙，于医者之学，如宣圣释奠礼”。
明代以来，“尤以医道关系民生至重，乃即太医院立庙，以祀三皇”。清代亦于太医院内设三皇殿，祭祀先医。《清史稿•礼志》云，“先医，初沿明旧，致祭太医院景惠殿，岁仲春上甲，遣官行礼。祀三皇，中伏羲，左神农，右黄帝”，“礼部尚书承祭，两庑分献，以太医院官，礼用三跪、九拜、三献”。随着现代医药学的发展，“祀先医”之礼在大陆已经消失，但“神农尝百草”的口碑仍广为流传。
（三）作为中华民族始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以炎黄子孙自谓，尊炎黄二帝为共祖。故春秋左丘明著《国语》，有“夫亡者岂无宠，皆黄炎之后”一说。
由众多氏族融合而成的古华夏族，始于炎帝时代。到黄帝时代，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先秦已基本具备雏形。此后，又经过几次民族大融合，至汉、唐，以古华夏族为主体，联合成长、壮大于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逐渐孕育为以多民族为主要内容，以多元一体文化为主要特征、超越狭义血缘关系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共同实体。人们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始兴与统一，以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意义上，仍以炎黄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且作为中华民族原初缔造者、始兴与统一的象征、凝聚力与认同感的共同标志。于是，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又有了新的意蕴了。
这种意蕴，在祀典中表现为，由重视天地之祀，趋向更加重视先祖之祀，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壮大而丕显。至宋代，在历经汉、唐的兴衰存亡之后，进一步深化。因而宋太祖在江山初定，百废待兴的乾德初，即“命李昉、卢多逊等分撰历代帝王碑，遣翰林侍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诏三年一享”、“造祭器，送诸陵庙”，“各置守陵户五”，并遣官诣陵致祭。明太祖亦于乾符初握的洪武三年，即“访先代帝王陵寝”，“自伏羲、神农，各制衮冕，函香币，遣秘书监丞陶谊等往修祀礼，亲制祝文遣之，每陵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文修葺陵庙”（《炎陵志》）。在明代的“御祭文”中，几乎都有祈祝国泰民安之辞。
应该提到的是，在历史上，活跃于古夏地域外的一些民族，亦曾建立过若干割据皇朝，但他们仍追溯炎黄二帝为其先祖。北周，为鲜卑后裔宇文泰所建。《周书.帝纪》载：“太祖文皇帝......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他的儿子孝闵帝即位后，诏称：“予本自神农。”辽为契丹族所建，元代脱脱撰《辽史》，直书：“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发祥于古华夏以此的元、清两代，他们入主中原之后，很快地认同并融入中华文化。元代除沿袭古制，行“郊天”礼、“祀岳渎”之外，十分重视祭先农、耕藉田，奉三皇、祀先医。有元一代，未曾稍怠。至元年间，大学士阿沙不花曾奉命诣陵致祭。清代入关以后，亦于顺治八年（1651），钦定帝王陵寝祭祀：“酃神农”，并钦遣侍读学士白允谦诣陵致祭。此后，凡国有大事，皆诣陵告祭。在现存的37篇“御祭文”中，告即位、亲政、复储的11篇，告靖边、军功的6篇，告灾祈福的1篇。
古华夏文化母体隔海相望的台湾，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同样源远流长。台湾的神农信仰，至少始于明代。至今台湾以炎帝神农氏为神主的庙宇达一百三十余座，分别尊称为炎帝、炎王、五谷先帝、五谷爷、神农大帝、先农、先帝爷、药王大帝等。离家渡海，开垦台湾的先民们，对炎帝神农氏除了奉以农神药神，祈祝丰收吉祥之外，更多的是“数典念祖”，不忘根本。
到了近代，中华儿女经过争生存，谋统一，求发展，图富强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敬祖爱国之情已愈来愈强烈。于是就有了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会员在炎黄二帝陵前的慷慨陈词；就有了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疾笔奋书：“中华终竟属炎黄”；

湖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披心沥胆：“岳荷炎帝余泽，捍卫湘土，饮水不思源，何异数典忘祖乎？”于是也就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发起，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对炎帝陵的整修；台湾数十个炎帝神农庙，来炎帝陵为炎帝神农祀像开光；也就有了省市人民政府和海内外社会团体对炎帝陵的多次隆重祭典；“中华炎黄圣火”，炎帝陵“炎帝圣火”取火种仪式。
如果说，“五帝之祀”是慎终追远，对天地、自然、先祖的敬畏和酬答，而祀“先啬”、“先医”是报本返始，对农耕文化的推崇和承传，那么始祖之祭，则是敬祖爱国、表达对国家统一、民族昌盛的强烈愿望。
古之祀典，强调“生于心”。《礼记•祭法》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贤者能尽祭之义。”祭祀次数要求不烦不怠：“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礼记•祭义》。至于仪典，乃历代相沿，或因时因地因事各有斟酌。
炎帝陵祀典，宋始有定例。《宋史.礼制》载：“乾德初诏：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可举而行。......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长官，有故则上佐行事。”又定“太昊、炎帝以下……岁春秋祀以太牢”。宋开宝五年，易为五年一祀。诣陵致祭，则无常例，大致国有大事才遣官告祭。如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天下大旱，宋孝宗诏“衡州葺炎帝陵庙”（《宋史•本纪》），并遣官告祭，禳灾祈福。
明初定议，“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斋往，命有司致祭。又命所在官以春秋仲月上旬择日致祭。又定每三年遣祭陵庙之岁，则停钦天山庙祭。”规定“遣使诣各陵致祭，陵置一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俾所在有司守之。”
清代祀典，虽因明代旧制，但显添厚重。《清史稿》云：“凡巡幸所莅，皆祭陵庙，有大庆典，祭告亦如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平滇乱之后，“遣官致祭，颁册文、香、帛，给黄伞、御仗、龙纛各二，凡成武功，皆祭如典”。遣官诣陵致祭的礼仪十分冗杂。据《炎陵志》载，祭前，由钦天监择定宜祭之日，翰林院撰拟祭文，太常寺、工部、户部分别预备祭品、仪仗。由礼部开列侍郎以下，四品以上堂官名单，题请钦派致祭官。致祭官行前一日斋戒，届期赴礼部恭取祭品、祭文、仪仗，如遇皇帝亲阅，则另有程序。告祭官至地方后，各官朝服跪迎，并恭奉御祭文、香帛置龙亭内，供公所中堂，各官行三跪九叩首礼。祭前三日，告祭官斋戒，地方官备鼓乐、仪仗，行一跪三叩首礼，迎龙亭于祭所。祭前一日，告祭官省视祭品、祭器，地方官监视宰牲，然后率礼生演习礼仪。祭日四鼓，陈设祭器、祭品、牲俎，乐工，然后集庙门外恭候。五鼓，告陪祭官各朝服，由东戟门入殿。待击鼓三严，告、陪祭官就位。仪式为前后行三跪九叩首礼，中间三献、读祭文。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受胙、撤馔、送神等均歌乐章。执事礼生达三十九人。陈设为，御祭紫降香、沉速香、绫寿币各一；祭器为爵、俎、登、铏、簠、簋、笾、豆、篚、罇等四十一件；祭品为牛、羊、豕各一，羹、黍、稷、稻、梁、型圤、薧鱼、枣、栗、榛、蓤、茨、鹿脯、饼、菹、醢等二十六种；烛二品。时祭，即于每岁春秋仲月吉日，“由守土正印官一员致祭，执事以礼生。”“陈设及行礼仪节与遣官告祭同”，“惟无乐歌”（《炎陵志》）。祭文，由礼部颁发。乾隆年间定例，炎帝陵大祭“该银二十一两”，“春秋二季原额银二十两”（《炎陵志》）。
现代祭典，乃在陵殿前举行。陈设为谷、豆类（九十九种）、干、鲜果（九十九种）、鲜活中草药（九十九种）。主祭、陪祭、参祭人员各佩胸花标识，由仪仗队引导，步行至朝觐广场。届时，锣鼓、角号齐鸣，龙狮腾舞，数十支唢呐奏古乐《大开门》，午门徐徐开启。队伍由花篮引导，依次由午门入，至行礼亭敬香、三鞠躬，然后肃立恭候。九时九分，祭祀仪式开始。仪程主要有：
⑴典礼仪式开始；
⑵主祭人就位；
⑶击鼓九通，鸣金九响；
⑷鸣炮、奏乐(乐队演奏古乐)；
⑸敬献供品(五谷、三牲、鲜果)
⑹敬献花篮；
⑺向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座像)三鞠躬；
⑻主祭人恭读祭文；
⑼焚帛书；
⑽鸣炮、奏乐、礼成。
仪式结束后谒陵。
仪式不是固定的，可酌情增减。增加的如介绍参加祭祀的团体或主要人员、宣读祝贺活动的电文、接受捐赠等。仪式前后，在广场举行民间文艺表演。重大祭祀活动则刊碑纪念，并在谒陵后举行揭碑仪式。
台湾对炎帝神农氏的祭祀活动，以民间为主，多在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神农大帝诞辰日进行。钟宗宪先生曾撰文介绍，台北县三重市先啬宫一九九二年祭典盛况：“四月二十五日上午，由善信汇集一百多辆之大鼓车、南北管车、车鼓亭等车队，从先啬宫迎神出发，巡绕市境，市民们则在自家门口摆放香案牲礼祭品，当巡境队伍经过时，双手持香遥拜，并燃放鞭炮；是日，民众依例外烩宴客，各地食客络绎不绝，一时热闹非凡，交通为之堵塞。”其盛况所致，“三重市民代表会因代表参与迎神活动，出席人数不足而流会。”“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为诞辰祭典正式开始，由市长陈景峻亲自主祭，循古礼行三献礼，地方人士均各有所司，与前日之盛况相较，显得庄严肃穆。”
台湾社团在炎帝陵举行的祭祀仪式则较为简单。一九九○年，台北市姜氏宗亲会祭陵仪式为：⑴祭祀仪典开始；⑵鸣炮；⑶主祭者就位；⑷陪祭者就位；⑸全体肃立；⑹上香；⑺献花；⑻献供；⑼读祭文；⑽向始祖炎帝神农氏圣像敬礼；⑾自行上香祭拜；⑿恭焚祭文纸帛；⒀赠送纪念牌；⒁鸣炮；⒂礼成。祭祀后谒陵。近几年，台湾祭陵团体日增，仪式各异。有的着统一服装(古装)；有的带炎帝塑像，在炎帝陵殿“开光”；有的仍行三跪九叩首礼，十分虔诚。
今日之炎帝陵，以华夏始祖的归根之地和中华文化的发端之源，成为我们民族永恒的感情纽带、不朽的精神圣山。她以跨越时空的力量，牵引着华夏儿女，跨洋过海，翻山越岭，步入其间。诣陵祭祖，所含蓄的文化意蕴和显示出的文化张力，是五千年文化的沉淀和升华。
一炉馨香、袅袅不绝，烧燃了数千年，祈祝着“民富国强”。这是民族的夙愿，是亿兆子孙的心香。

Answer 2

夏商时代祭祀日神之礼，约略有两类，一类是在日食等变化现象发生的非常时际举行，另一类与观察太阳运行以“敬授人时”的祭礼相关。
日食时的祭礼，可参见《夏书•胤征》记下的一则古老传说，其云：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遐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诛。记夏代胤甲时天象惑乱，发生日食，而世掌天文的羲和贪酒失职，未能预知，被处以诛刑。旧注描绘其日食时的祭礼说：“日有食之礼，有救日之法，于是瞽人乐官进鼓而击之，啬夫驰聘而取币以礼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今案，所谓取币供役以礼天神，乃后起之礼，啬夫驰，庶人走，不如理解为日食发生时夏众惊慌失措四处奔走之状。但“瞽奏鼓”当是日食祭礼的原初形态，并为后世所传承。如《春秋•庄公二十五年》有云：“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谷梁传》又进而将这种祭礼加以等级规范化，有所谓“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拆；言充其阳也。”总之，这一祭礼中的击器伐鼓“声闻于上”，是为原始成分。
甲骨文有记“日月有食”。董作宾先生认为，言食者，“殆犹存神话之背景。民间传说则以日月食皆为天狗所食，故必鸣金击鼓以营救之，此义殷人似已知之。卜辞中有御祭天犬之文，天犬疑即后世民间流传可以吞食日月之天狗，祭之所以祈免日月之灾欤？《周礼•秋官•庭氏》有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太阴之弓、在矢之名，皆日月食所用之弓矢也。又《地官•鼓人》：救日月则诏王鼓。弓矢以射之，鼓以震惊之，则古人果即以为食之者天犬乎。”①甲骨文中有“其将王鼓”（《屯南》441）、“其震鼓”（同236）等辞。又有“贞昃入，王有匚于之，亦鼓”（《合集》14932）、“惟五鼓……上帝若王……有佑”（同上30388），知商代固有震鼓“声闻于上”的祭礼。
夏商另一类祭祀日神之礼，是以礼拜出日入日为特殊内容。
《尚书•尧典》有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肠谷，寅宾出日，平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尧典》的“出日”、“日永”、“纳日”、“日短”，构成一岁中四时的分点，即所谓二至二分，是四个有天象根据的中气，春分、秋分日夜平分，夏至日长，冬至日短，均可揆度测出。四中气构成了中国古代历法的四个基本要素，其认识是与古代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紧相联系的。《尧典》的“寅宾出日”，是在仲春，又在“平秩东作”之际举行；“寅饯纳日”，是在仲秋，又在“平秩西成”之际举行，似有观象授时，“顺时覛土”①的意义，透露出上古时期人们对于日地运动规律的观察与探索。
当代学者有据《尧典》所述星象，推定其观测地纬有东南西北地域大范围之别，星象出现的真年代是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初，《尧典》底本的写成年代，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4100年之间，不能晚到夏代末期②。如这一推测成立，则所谓“寅宾出日”和“寅饯纳（入）日”的祭日神之礼，早在夏代已有之，但决非指天天拜祀日出日落，一般是定在春秋季某个有天象标准的日子中举行。
甲骨文中也有记商代人观察日出或祭出日人日的史料。有一片三期卜骨上记有下列一组祭日卜辞：
王其观日出，其截于日，■。
弜祀。
弜■。
其■湡，王其焚。
其■（沉）。
■，其五牢。
其十牢。吉。（《屯南》2232）“观日出”和“截于日”，前者是具体物象，后者是概念抽象化的受祭格。截有治义，如《诗•大雅•常武》：“截彼淮浦”，毛传：“截，治也。”商王观察日出而治祭日神，有认识自然现象和辨识太阳视运动规律的内在内容，其治祭自有揆日测度天象标准的祭礼意义。在举行的祭礼中，还施行了■杀牛牲、祀祝、焚烧、沉玉于河等一系列祭仪。值得注意者，此次观日出的祭地是在偶地，与《尧典》说的“宅嵎夷曰肠谷，寅宾出日”，全相密合，绝非偶然。其地可能在山东，《尚书•禹贡》有云：“海岱惟青川，嵎夷既略。”《说文》云：“嵎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大概这一把日祭地的选定，起自夏代，商人承之，有“顺时覛土”的特殊地望标位。世界民族中祀日之地的选定，也可见到这类现象。如秘鲁古印加帝国的萨克萨瓦曼祀日祭地，利于观日，当时逢6月24日（南半球冬至日）在此祭太阳，祭时四方点圣火①。日本祭太阳重视东西轴，或以二至的日影来定祭地，如高安山既是夏至日出山顶的场所，又是冬至太阳沉于海的观察地②。说明世界民族在各自的文明发展进程中有其共性，而中国的夏商，通以春秋季某特定日子和某一特定地点观测太阳与祭日，显示了固自的特色。
甲骨文中又有记商人祭出日入日者，一期有4条：
戊戌卜，内，呼雀■于出日于入日。
戊戌卜，内，呼雀■一牛。
戊戌卜，内，■三牛。（《合集》6572）
……其入日■……（《合集》13328）
三期有3条：
乙酉卜，又出日入日。（《怀特》1569）
……[出]日入日……（《屯南》1578）
惟入日酒。（《屯南》4534）
四期有16条：
丁巳卜，又出日。
丁巳卜，又入日。（《合集》34163＋34274）
辛未卜，又于出日。
辛未又于出日。兹不用。（《合集》33006）
癸酉又出[日]。（《续存》上1829）
癸酉……入日……其燎……（《合集》34164）
……日出日裸……（《明后》2175）
□□□，[酒]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二
癸□□，其卯入日，岁上甲二牛。二
出入日，岁卯多牛。[不用]。二（《屯南》2615）
癸未贞，甲申酒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三
癸未贞，其卯出入日，岁三牛。兹用。三
出入日，岁卯[多牛]。不用。三（《屯南》890，此片与上片为同套卜骨）
……出入日，岁三牛。（《合集》32119）
甲午卜，贞又出入日。
弜又出入日。（《屯南》1116）
共计23辞，祭出日入日的祭仪，有■、■、又（侑）、燎、裸、岁、酒、卯等。早期盛行■祭，似同于上述三期观日出的■杀牛牲之 祭。晚期流行情祭及剖牲的卯祭。用牲多用牛畜，或一牛二牛三牛至多牛不等。有一大可注意事象，即祭出日入日，有与祭先祖始王上甲相兼者。据《孝经•圣治》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邢是疏云：“祭天则天神为客，是外至也，须人为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①看来，商代已产生了这类“尊始祖以配天神”的强化王权的祭礼。

祭祀云神祭仪主要用烟火升腾的燎祭，兼用酒祭。用牲有犬、豕、羊，凡云数多者，用牲数一般也相应增多。

祭雪之祭仪有燎、酒两种，亦通见于其他气象现象的祭祀场合。辞中兼祭的■、■两位神格，是与雪雨有关的气候神。前者大概为寒神，字从门从■，殆有寒裂闭门之义。《淮南子•时则训》云：季秋之月，“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仲冬之月，“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吕氏春秋•贵信》云：“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淮南子•地形训》云：“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高诱注：“积雪所在，故曰寒门。”《礼记•月令》有谓三冬“祀行”，旧说“行，门内地，冬守在内，故祀也。”凡此，均当是商代祭寒神之余绪

宁风乃止风之祭，或兼求息雨，用牲以大为多。商代止风而用犬祭的风习，力后世长期遵循。

还有很多，就看你需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