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赏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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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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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
初看国画,要欣赏的不是画面如此简单,还要看下列各项是否精美。
画工:
画家的作品,可表现出作者的成就。画面的形象,就是画工的具体, 我们往往主观批评该画的优劣,就是受画工的影响很大。
书法:
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之处,其中一项就是书法。中国画画面上常伴 以诗句,而诗句是画的灵魂,有时一句题诗,如画龙点睛,使画增色不 少。而画中的书法,亦影响画面至大。书法不精的画家,大多不敢题字, 虽然仅具签署,亦可窥其良莠。
印章:
画面上常见的印章有各方面:画家的印鉴,题字者私章,衬托用闲 章,收藏者印章,欣赏者印章,鉴证者印章等。而各种印章的雕工,印 文内容,盖印位置等,都在评价之列。尤其古画,往往有帝皇,名家, 藏家和鉴赏家的印鉴,可佐真伪。
装框:
中国画的装裱更别具一格,常见的有纸,绫两大类。 今呀洗 ,绫 裱较精。裱边的颜色,阔窄,称边,接驳,裱工等,都十分讲究。日本近代的裱工另有风味,对现代的裱画方式具影响力。好的装裱,能把一幅画衬托得更为精美悦目,名贵大方。
框饰:
如用压镜方式将画藏在玻璃框下,其采用的框边质料、颜色、大小对画的美观影响极大。近年北美画家多采用西式框饰代替中式装裱,亦颇有可观。
内涵:
中国人欣赏字画不独欣赏表面工夫,更着重与作品有关和作者个人相互关系。
功力:
从事书画修养越久的人,他表现出的功力,是初学者无法掌握。尤其是书法,老手多苍劲有力,雄浑生姿。在国画方面,其线条,设计, 意境亦表现出作者的工力。所以人生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其作品往往较年轻画家有不同的表现,这表现就是功力。
布局:
布局看来似是画面的设计,其实是作者胸怀中的天地,从画面布局中表现出来。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的地方甚多,最明显之处就是“留白”。国画传统上不加底色,于是留白甚多,而疏、密、聚、散,成为留白的布局。在留白之处,有人以书法,提诗,盖印等来补白,亦有让其空虚,故从布局中可见作者特到之处。
学养:
工力及布局,可于画面窥其一二,至于作者的学养,对其作品影响至大。故中国有“文人画”之称。著名文人,其作品与众不同者,就是一种“书卷气”。画家与画匠之分别,学养是条件之一。
人品:
西方画家,往往以浪漫不羁,游戏人间为乐。而欣赏者只观其画而不理画家的私德。中国人不同,画家或书家如行为不检,道德败坏,声名狼藉,大奸大恶者,即使其书法美术如何精美,亦无人问津,试问谁家高悬曹操,秦桧等奸臣作品,而岳飞的“还我河山”,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成为人尽皆知的好匾额,就是这个原故。
诗句:
字画中的诗文词句,往往代表主人的心声。其一句好诗,亦能表现 作者的内涵和学养。一句好句,亦把书题画龙点睛。最难得的,就是作者能为自己的画面题诗,不抄袭他人旧作,更见特出。至于书法亦然, 抄一首古人诗章,别人看来,只观其字,因为内容不是作者心声,而是古人翻版而已,到底欠缺了作者的灵魂。
印文:
无论字或画,常有“压角”的闲章出现。所谓压角,就是画面或书 法留白的角落。而印上的文字,有时影响字画甚大。从印文中亦可见作 者的心态,或当时的环境。好的印文,配以好的雕刻刀法,盖在字画上,使作品更添光彩。
初看国画,要欣赏的不是画面如此简单,还要看下列各项是否精美。
画工:
画家的作品,可表现出作者的成就。画面的形象,就是画工的具体, 我们往往主观批评该画的优劣,就是受画工的影响很大。
书法:
中国画和西洋画不同之处,其中一项就是书法。中国画画面上常伴 以诗句,而诗句是画的灵魂,有时一句题诗,如画龙点睛,使画增色不 少。而画中的书法,亦影响画面至大。书法不精的画家,大多不敢题字, 虽然仅具签署,亦可窥其良莠。
印章:
画面上常见的印章有各方面:画家的印鉴,题字者私章,衬托用闲 章,收藏者印章,欣赏者印章,鉴证者印章等。而各种印章的雕工,印 文内容,盖印位置等,都在评价之列。尤其古画,往往有帝皇,名家, 藏家和鉴赏家的印鉴,可佐真伪。
装框:
中国画的装裱更别具一格,常见的有纸,绫两大类。 今呀洗 ,绫 裱较精。裱边的颜色,阔窄,称边,接驳,裱工等,都十分讲究。日本近代的裱工另有风味,对现代的裱画方式具影响力。好的装裱,能把一幅画衬托得更为精美悦目,名贵大方。
框饰:
如用压镜方式将画藏在玻璃框下,其采用的框边质料、颜色、大小对画的美观影响极大。近年北美画家多采用西式框饰代替中式装裱,亦颇有可观。
内涵:
中国人欣赏字画不独欣赏表面工夫,更着重与作品有关和作者个人相互关系。
功力:
从事书画修养越久的人,他表现出的功力,是初学者无法掌握。尤其是书法,老手多苍劲有力,雄浑生姿。在国画方面,其线条,设计, 意境亦表现出作者的工力。所以人生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其作品往往较年轻画家有不同的表现,这表现就是功力。
布局:
布局看来似是画面的设计,其实是作者胸怀中的天地,从画面布局中表现出来。中国画与西洋画不同的地方甚多,最明显之处就是“留白”。国画传统上不加底色,于是留白甚多,而疏、密、聚、散,成为留白的布局。在留白之处,有人以书法,提诗,盖印等来补白,亦有让其空虚,故从布局中可见作者特到之处。
学养:
工力及布局,可于画面窥其一二,至于作者的学养,对其作品影响至大。故中国有“文人画”之称。著名文人,其作品与众不同者,就是一种“书卷气”。画家与画匠之分别,学养是条件之一。
人品:
西方画家,往往以浪漫不羁,游戏人间为乐。而欣赏者只观其画而不理画家的私德。中国人不同,画家或书家如行为不检,道德败坏,声名狼藉,大奸大恶者,即使其书法美术如何精美,亦无人问津,试问谁家高悬曹操,秦桧等奸臣作品,而岳飞的“还我河山”,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成为人尽皆知的好匾额,就是这个原故。
诗句:
字画中的诗文词句,往往代表主人的心声。其一句好诗,亦能表现 作者的内涵和学养。一句好句,亦把书题画龙点睛。最难得的,就是作者能为自己的画面题诗,不抄袭他人旧作,更见特出。至于书法亦然, 抄一首古人诗章,别人看来,只观其字,因为内容不是作者心声,而是古人翻版而已,到底欠缺了作者的灵魂。
印文:
无论字或画,常有“压角”的闲章出现。所谓压角,就是画面或书 法留白的角落。而印上的文字,有时影响字画甚大。从印文中亦可见作 者的心态,或当时的环境。好的印文,配以好的雕刻刀法,盖在字画上,使作品更添光彩。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330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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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看气韵,二看用笔,三看构图,四看立意,五看师承,六看书风与画是否匹配,七看治印是否精良,八看印章位置是否正确,九看有无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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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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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气韵和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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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儒鸿书院国画培训班老师的意见:
鉴赏,指的是带有一定评论的欣赏。是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感受、理解和评判,它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各人的审美观、绘画修养、文学修养以及自我感受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幅作品有不同的评判。就是同一幅作品,从不同的鉴赏角度或是不同的定位也有鉴赏上的差异。赏与鉴是两个概念,赏是对作品高下、优劣、好坏的评定;鉴是鉴定作品的真伪。鉴赏绘画,似乎简单,却也必须注意方法。古人有许多鉴赏的标准和格法,虽然反映地是古代鉴赏家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时代和审美特点,但对我们今天的鉴赏来说,有些还可以引作借鉴、参考。当然,我们今天鉴赏作品,还有着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和准则。
(一)、传统品评标准
传统的品评标准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对中国画的品鉴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1、形神方面
战国时《韩非子》中提出的品评标准是:画得象与不象。“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见)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论,把传神作为评画的头一个标准。
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记载郭子仪女儿评画的故事,她认为:评定两幅肖像画的高低、优劣不但须从形似去要求,而且更须从神似去要求。
唐代张怀瓘提出“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成为唐代评价绘画的美学标准。这种以神、骨、肉论画变成了一种尺度,对人物画谈到神、骨、肉,对一些走兽画,比如画马,也谈到神、骨、肉。杜甫在他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说的是韩干学曹霸画马,只着重画马的肉,不着重画马的骨,所以使得马的神气大大削弱了。
宋代苏轼提出“常理”的论画标准。在形神方面只要合乎情理就行。据米芾记载,苏轼画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他何以不分节?苏轼回答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正是苏轼用常理指导画画的结果,因为他观察到竹子不是逐节生的,竹节是在幼芽时就形成了,后来从笋中脱出,长大了,长高了。如果一节一节地画,与竹子生长过程不符,失去常理。
关于形神方面的论述很多,有重形的;有重意的;亦有重“形神兼备”的,争论从没有休止过。作为造型艺术的中国画,必须依靠形象来反映生活,并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思。因而现在的中国画鉴赏以“形神兼备”为最。形是具体的,神是抽象的,不能“贱形贵神”,舍形不能求意,只有“形具”才能“神生”。也不能只重形,那么画人物好像画的是泥塑木雕,画花鸟就象画的动物标本,虚有皮毛,全无生气。“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形与神二者缺一不可。
2、六法
六法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先提出的比较科学而系统的绘画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它们始为品评人物画的六项标准,其后逐渐应用到山水、花鸟画科。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引谢赫语,并把“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同列为首要之法。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六要”,发展了“六法”的品评,把“六法”更加具体化,其中删去了传移模写,增加了用墨。“六要”是气、韵、思、景、笔、墨。北宋刘道醇对品鉴标准提出“六要六长”,使品鉴标准更为具体化,“六要”即气韵兼力;格制俱老;变异合理;彩绘有泽;来去自然;师学舍短。“六长”即粗卤求笔;僻涩求才;细巧求力;狂怪求理;无墨求染;平画求长。“六要六长”使中国画的品鉴标准更加清晰和明确,同时也是六法的变相,所不同的是具体地指出了他们的优点,避免了理解上的偏颇。而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云:“六法精论,万古不移。”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云:“以六法言,当以经营为第一,用笔次之,赋彩又次之,传模应不在内,而气韵则画成后得之,一举笔即谋气韵,从何着手?以气韵为第一乃赏鉴家言,非作家法也。”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意》云:“然笔意亦无他焉,在品格取韵而已。”他们在绘画作品的风格上,以其有无气韵作为品评的标准。谢赫的六法论,为历代作画者、评论家所推崇,一千多年来,论者众多,对中国画论及中国画的创作发展及其品鉴,具有极大影响。
3、在绘画的定格方面,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是第一部绘画批评专著,他以“六法”准则,将三国至梁的二十七位作画者的艺术,分为六品。
至唐代,不仅品数变异,而且迭加品名。朱景玄第一次提出“神、妙、能、逸”四格,把“神、妙、能”列为一、二、三品,把逸品置于后。张彦远提出“五等”,他在谈“画体”时,立下了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他认为应把自然画列为第一等,把谨细画列为末等。他认为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没有人工气息,没有斧凿痕。谨细画把什么都画出来了,是画的下品。“四格五等”,是唐代人新立的评画标准。
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四格的顺序重新作了排列,把唐代居于四格之末的逸格提到首位。即“逸、神、妙、能”。而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把黄休复排列的顺序否定了,他认为应是“神、逸、妙、能”,赵佶变动四格次序,反映了他的“专尚法度”的评画要求。“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的逸格,正好与赵佶提倡的“法度”相对立,同他树立的黄筌派的“妙在赋色,用笔精细”的画风相违扭,于是把逸格从首位上降下来。
自文人画家占据画坛之后,绘画的品评以“逸”为先,以下笔若不经意,平淡天真而意味无穷的作品为“逸品”,它重在作画者主观情思的抒发,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独特风格,故往往更侧重于高雅胸襟的含蓄而又自然流露。清代恽寿平《南田画跋》云:“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其后品鉴标准以既传客观之神,又抒主观之情为第一要求。
(二)、现代审美意识的介入
对中国画的品鉴,现代人的品鉴标准介入了现代的审美意识。传统中国画中以“逸”为先,强调的是抒写胸中逸气,对作画者的人品、修养上提出了高要求,画面追求的是荒寒、萧条、澹泊、淡逸、空灵、苍润、幽邃等境界,当社会动荡时,采取的方式是“避世”,归隐山林,表现的是失意文人的情怀。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社会,“避世”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作画者必须面对并适应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回避。在审美理念上,多多少少融入了一些西方的理念,比如造型的体积感、质感;虚实空间;色彩的运用;光影;透视等等,无形之中都带入了中国画鉴赏中。因而,不能完全以传统的审美标准来品鉴中国画,应具有多方面的现代的审美意识及其心胸,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画品鉴的尺度。
(三)、审美观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不同
各人的审美观不同,对待不同的绘画,有不同的品鉴标准。五代时期的花鸟作画者黄筌与徐熙,他们的绘画都具有很高的造诣,后人评价把黄筌、徐熙摆在同等位置,有“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之说。但不同时期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态度是不一样的。黄筌描绘的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富贵浓艳的绘画格调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意趣以及欣赏口味,因而其画风迅速引导了北宋花鸟画的发展,也成为了这个时期品评花鸟画的标准。而徐熙描绘的是大自然中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他追求的是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和朴实淡雅的绘画格调,他的风格在宋初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自苏轼等文人作画者占据画坛之后,追求笔墨意趣的徐氏风格被文人作画者所看重,并迅速发展。黄筌、徐熙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不同的审美观,对待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评判,黄筌代表的是宋代院体画,代表的是皇室的审美观,徐熙代表的是在野文人的审美趣味,后被在朝文人作画者所看重。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院体画以“神”为先,崇尚“法度”,在形的要求上精确到“孔雀上台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而文人作画者是以“逸”为先,不拘成法,寄情于笔墨之中。因而,品鉴作品不能凭个人的审美及其喜好,就定其优劣,要放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下,多方位地,客观而公正地评判,时间会检验一切的。
(四)、品评的角度不同,作品的品鉴存在差异
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用六法作为评论绘画作品的标准,他认为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探微的画标为上品。认为顾恺之的画“体格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列为下品。而南齐的姚最在《续画品录》中对于谢赫把顾恺之这样的作画者列在下品,认为是不恰当的。他说:“至如长康(顾恺之)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唐代的李嗣真也不同意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说“谢评甚不当也”。他认为,顾恺之“天才杰出,独立无偶,……列于下品,尤所未安,今顾、陆请同居上品”。这几位作画者对顾恺之的评价都是恰当的,只是他们品评的角度不同,给顾恺之的绘画下了不同的断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全能的大师,也没有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画家,也许他在这个方面是绝顶的,也许在另外一方面存在不足。因而,在评价一位画家的时候,不能因为某一个地方不足而否定了他的全部,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品评,才能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一位画家及其他的艺术。
(四)、绘画修养、学识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存在差异
对中国画的鉴赏,没有绘画方面的修养、学识,看到的只是作品的表象,比如画的是什么东西呀,画得象不象呀等等,对作品没有深入的理解和感受,有句俗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往往我们在美术馆里看画的时候,有的人一带而过,速度很快;有的人凝神踞足,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退后,时而凑到画前,甚至还有人拿着放大镜细看局部。从不同的人看画的神态,我们可看出,哪些人懂画,哪些人不懂画。有些人对画的风格、作者的师承、用笔用墨、表现的画面意境等方面,娓娓道来。有些人看画茫然,不知所措,画看完以后,不知看了什么东西,没有一点感觉,只是觉得好看。观画的方法,元代的汤垕在《画鉴·画论》中道出了其中之奥妙:“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如果对绘画没有一定的了解,其气韵、笔意、骨法、位置、傅染、形似都看不出来,“得趣”也无从谈起。因而,要鉴赏中国画需要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修养、学识越深,看到的东西越多,学到的东西也会越多。
鉴赏,指的是带有一定评论的欣赏。是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感受、理解和评判,它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各人的审美观、绘画修养、文学修养以及自我感受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幅作品有不同的评判。就是同一幅作品,从不同的鉴赏角度或是不同的定位也有鉴赏上的差异。赏与鉴是两个概念,赏是对作品高下、优劣、好坏的评定;鉴是鉴定作品的真伪。鉴赏绘画,似乎简单,却也必须注意方法。古人有许多鉴赏的标准和格法,虽然反映地是古代鉴赏家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时代和审美特点,但对我们今天的鉴赏来说,有些还可以引作借鉴、参考。当然,我们今天鉴赏作品,还有着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和准则。
(一)、传统品评标准
传统的品评标准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对中国画的品鉴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1、形神方面
战国时《韩非子》中提出的品评标准是:画得象与不象。“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见)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东晋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论,把传神作为评画的头一个标准。
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记载郭子仪女儿评画的故事,她认为:评定两幅肖像画的高低、优劣不但须从形似去要求,而且更须从神似去要求。
唐代张怀瓘提出“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神妙无方,以顾为最。”成为唐代评价绘画的美学标准。这种以神、骨、肉论画变成了一种尺度,对人物画谈到神、骨、肉,对一些走兽画,比如画马,也谈到神、骨、肉。杜甫在他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写道:“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说的是韩干学曹霸画马,只着重画马的肉,不着重画马的骨,所以使得马的神气大大削弱了。
宋代苏轼提出“常理”的论画标准。在形神方面只要合乎情理就行。据米芾记载,苏轼画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米芾问他何以不分节?苏轼回答说“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这正是苏轼用常理指导画画的结果,因为他观察到竹子不是逐节生的,竹节是在幼芽时就形成了,后来从笋中脱出,长大了,长高了。如果一节一节地画,与竹子生长过程不符,失去常理。
关于形神方面的论述很多,有重形的;有重意的;亦有重“形神兼备”的,争论从没有休止过。作为造型艺术的中国画,必须依靠形象来反映生活,并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思。因而现在的中国画鉴赏以“形神兼备”为最。形是具体的,神是抽象的,不能“贱形贵神”,舍形不能求意,只有“形具”才能“神生”。也不能只重形,那么画人物好像画的是泥塑木雕,画花鸟就象画的动物标本,虚有皮毛,全无生气。“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形与神二者缺一不可。
2、六法
六法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先提出的比较科学而系统的绘画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它们始为品评人物画的六项标准,其后逐渐应用到山水、花鸟画科。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引谢赫语,并把“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同列为首要之法。五代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六要”,发展了“六法”的品评,把“六法”更加具体化,其中删去了传移模写,增加了用墨。“六要”是气、韵、思、景、笔、墨。北宋刘道醇对品鉴标准提出“六要六长”,使品鉴标准更为具体化,“六要”即气韵兼力;格制俱老;变异合理;彩绘有泽;来去自然;师学舍短。“六长”即粗卤求笔;僻涩求才;细巧求力;狂怪求理;无墨求染;平画求长。“六要六长”使中国画的品鉴标准更加清晰和明确,同时也是六法的变相,所不同的是具体地指出了他们的优点,避免了理解上的偏颇。而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云:“六法精论,万古不移。”清代邹一桂《小山画谱》云:“以六法言,当以经营为第一,用笔次之,赋彩又次之,传模应不在内,而气韵则画成后得之,一举笔即谋气韵,从何着手?以气韵为第一乃赏鉴家言,非作家法也。”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意》云:“然笔意亦无他焉,在品格取韵而已。”他们在绘画作品的风格上,以其有无气韵作为品评的标准。谢赫的六法论,为历代作画者、评论家所推崇,一千多年来,论者众多,对中国画论及中国画的创作发展及其品鉴,具有极大影响。
3、在绘画的定格方面,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是第一部绘画批评专著,他以“六法”准则,将三国至梁的二十七位作画者的艺术,分为六品。
至唐代,不仅品数变异,而且迭加品名。朱景玄第一次提出“神、妙、能、逸”四格,把“神、妙、能”列为一、二、三品,把逸品置于后。张彦远提出“五等”,他在谈“画体”时,立下了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他认为应把自然画列为第一等,把谨细画列为末等。他认为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没有人工气息,没有斧凿痕。谨细画把什么都画出来了,是画的下品。“四格五等”,是唐代人新立的评画标准。
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四格的顺序重新作了排列,把唐代居于四格之末的逸格提到首位。即“逸、神、妙、能”。而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把黄休复排列的顺序否定了,他认为应是“神、逸、妙、能”,赵佶变动四格次序,反映了他的“专尚法度”的评画要求。“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的逸格,正好与赵佶提倡的“法度”相对立,同他树立的黄筌派的“妙在赋色,用笔精细”的画风相违扭,于是把逸格从首位上降下来。
自文人画家占据画坛之后,绘画的品评以“逸”为先,以下笔若不经意,平淡天真而意味无穷的作品为“逸品”,它重在作画者主观情思的抒发,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独特风格,故往往更侧重于高雅胸襟的含蓄而又自然流露。清代恽寿平《南田画跋》云:“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其后品鉴标准以既传客观之神,又抒主观之情为第一要求。
(二)、现代审美意识的介入
对中国画的品鉴,现代人的品鉴标准介入了现代的审美意识。传统中国画中以“逸”为先,强调的是抒写胸中逸气,对作画者的人品、修养上提出了高要求,画面追求的是荒寒、萧条、澹泊、淡逸、空灵、苍润、幽邃等境界,当社会动荡时,采取的方式是“避世”,归隐山林,表现的是失意文人的情怀。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社会,“避世”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作画者必须面对并适应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回避。在审美理念上,多多少少融入了一些西方的理念,比如造型的体积感、质感;虚实空间;色彩的运用;光影;透视等等,无形之中都带入了中国画鉴赏中。因而,不能完全以传统的审美标准来品鉴中国画,应具有多方面的现代的审美意识及其心胸,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画品鉴的尺度。
(三)、审美观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不同
各人的审美观不同,对待不同的绘画,有不同的品鉴标准。五代时期的花鸟作画者黄筌与徐熙,他们的绘画都具有很高的造诣,后人评价把黄筌、徐熙摆在同等位置,有“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之说。但不同时期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态度是不一样的。黄筌描绘的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富贵浓艳的绘画格调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意趣以及欣赏口味,因而其画风迅速引导了北宋花鸟画的发展,也成为了这个时期品评花鸟画的标准。而徐熙描绘的是大自然中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他追求的是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和朴实淡雅的绘画格调,他的风格在宋初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自苏轼等文人作画者占据画坛之后,追求笔墨意趣的徐氏风格被文人作画者所看重,并迅速发展。黄筌、徐熙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不同的审美观,对待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评判,黄筌代表的是宋代院体画,代表的是皇室的审美观,徐熙代表的是在野文人的审美趣味,后被在朝文人作画者所看重。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院体画以“神”为先,崇尚“法度”,在形的要求上精确到“孔雀上台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而文人作画者是以“逸”为先,不拘成法,寄情于笔墨之中。因而,品鉴作品不能凭个人的审美及其喜好,就定其优劣,要放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下,多方位地,客观而公正地评判,时间会检验一切的。
(四)、品评的角度不同,作品的品鉴存在差异
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用六法作为评论绘画作品的标准,他认为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探微的画标为上品。认为顾恺之的画“体格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列为下品。而南齐的姚最在《续画品录》中对于谢赫把顾恺之这样的作画者列在下品,认为是不恰当的。他说:“至如长康(顾恺之)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唐代的李嗣真也不同意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说“谢评甚不当也”。他认为,顾恺之“天才杰出,独立无偶,……列于下品,尤所未安,今顾、陆请同居上品”。这几位作画者对顾恺之的评价都是恰当的,只是他们品评的角度不同,给顾恺之的绘画下了不同的断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全能的大师,也没有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画家,也许他在这个方面是绝顶的,也许在另外一方面存在不足。因而,在评价一位画家的时候,不能因为某一个地方不足而否定了他的全部,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品评,才能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一位画家及其他的艺术。
(四)、绘画修养、学识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存在差异
对中国画的鉴赏,没有绘画方面的修养、学识,看到的只是作品的表象,比如画的是什么东西呀,画得象不象呀等等,对作品没有深入的理解和感受,有句俗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往往我们在美术馆里看画的时候,有的人一带而过,速度很快;有的人凝神踞足,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退后,时而凑到画前,甚至还有人拿着放大镜细看局部。从不同的人看画的神态,我们可看出,哪些人懂画,哪些人不懂画。有些人对画的风格、作者的师承、用笔用墨、表现的画面意境等方面,娓娓道来。有些人看画茫然,不知所措,画看完以后,不知看了什么东西,没有一点感觉,只是觉得好看。观画的方法,元代的汤垕在《画鉴·画论》中道出了其中之奥妙:“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如果对绘画没有一定的了解,其气韵、笔意、骨法、位置、傅染、形似都看不出来,“得趣”也无从谈起。因而,要鉴赏中国画需要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修养、学识越深,看到的东西越多,学到的东西也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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