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刘禅的历史典故
求关于刘禅的历史典故,不要野史小说记载的,要正史里的故事.最好有关于刘禅和宦官的故事,急需啊!...
求关于刘禅的历史典故,不要野史小说记载的,要正史里的故事. 最好有关于刘禅和宦官的故事,急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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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承续大统时,年仅17岁。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按照两汉社会的“孝”风,这无非是叫刘禅与诸葛亮共处,凡事让着几分,似乎诸葛亮亦当仁不让,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北伐前夕,对已年满22岁的刘禅依旧不放心,“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特派心腹董元为侍中,统宿卫亲兵,“监管”刘禅,“后主益严惮之”。刘备逝世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意即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闻讯,宽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是,仅几年功夫,诸葛亮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别的相反评价,把刘禅的智商贬得一塌糊涂。孰真孰假,难道诸葛亮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千秋凛然的《前出师表》吧。在这封表中,诸葛亮一方面表达了对刘备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种种不谐的信息。例如,诸葛亮一再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居然把“宫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这不是严重地破坏了朝廷的正常礼义和官场的秩序吗?还需要指出的是,诸葛亮对刘禅的口气和语感,简直犹如一个严峻的父亲在冷酷地调教不懂事、不听话的孩子,难道这种态度符合当时的君臣大义吗?诸葛亮大举北伐之时,正是刘禅青春韶华之际,按照汉代朝廷的常规,诸葛亮应当逐渐地将大权交还给刘禅,使其以一个“见习”皇帝变成“在职”皇帝。可是,诸葛亮常驻于汉中,醉心于北伐,却不一心一意地辅佐和教导刘禅怎样治国。将心比心,刘禅怎能对他没有意见和看法?须知,诸葛亮的最终使命是辅佐刘禅执政而不是代替刘禅执政。 根据史书记载,刘禅对诸葛亮的不满情绪是在后者死后才逐渐地显露出来的。史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有人又提出“立庙于成都”,“后主不从”。但提出者坚持,刘禅只好让步。试想:倘若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亦是“如鱼得水”,恐怕刘禅就不会再一再二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了吧。 不仅如此,刘禅还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跟诸葛亮完全不同的举措: 其一,废除了丞相制。鉴于诸葛亮生前权力太重,刘禅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和大将军,后又以费 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以管政务为主,兼管军事;费 以管军事为主,兼管政务。这种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着刘禅决不允许再次出现事无巨细,皆决于丞相一人,而自己则大权旁落的尴尬局面。蒋琬死后,刘禅更进一步,“乃自摄国事”,总统一切,直接掌管蜀汉政权达19年之久。这一举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到“朱紫难别”地步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吗? 其二,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以往碰到这种有利时机,假若诸葛亮在世,他肯定不会放过,肯定会迫不及待地要兴兵大举北伐。刘禅唯恐蒋琬又走诸葛亮老路,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刘禅强调要与孙吴政权互相配合,同时兴兵,合力伐魏,否则,以弱蜀单独伐强魏,其结局只能是像诸葛亮生前那样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由此看来,刘禅基本上是不赞成诸葛亮的北伐方针的,只不过碍于种种原因,他没有也不可能在诸葛亮生前表示反对。 当然,可能是刘备的临终嘱咐,或是诸葛亮的过于严厉、刘禅的忍让和宽容等因素和作用,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存在些许不谐音调,但双方毕竟没有撕破脸皮,更没有势不两立,水火不容。观其相处始终,基本上还是说得过去,说不上太好,但也说不上太糟。对此,今人总不能苛求于前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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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307471482] 时间:2007-08-26 00:07:55 收藏 报警 刘禅:五千年少有大气政治家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之“和谐和美妙”(相对的),为历代有识之士赞不绝口,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的典范。作为接任者,刘禅能从父亲那里完整地承续到这种“和谐和美妙”的君臣关系,且把这种关系发展成了“黄金搭档”,都充分说明了刘禅的“大气”。 史载:刘备生前,诸葛亮曾感叹刘禅“非常聪明,超过人们的期望”。刘备也谦虚地说“审能如此,吾复何忧!”诸葛亮在《与杜微书》中评价刘禅说:“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晋书.李密传》载,李密认为刘禅作为国君,可与春秋首霸齐桓公相比,齐桓公得管仲而成霸业,刘禅得诸葛亮而与强魏抗衡。对于刘禅不战而降,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刘禅这样注重国人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打肿脸冲胖子”的面子政治家所不能同日而语。 莎士比亚说过:“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他必须窥伺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了解他们的身份,还得看准了时机;然后像窥伺着眼前每一只鸟雀的野鹰一样,每个机会都不放松。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 刘禅亡国之后,作为亡国之君,不仅自家生命,而且包括对蜀地百姓幸福都掌握在人家手里。自己的待遇,直接影响晋国对蜀地百姓政策的宽松。所以,刘禅必须装憨卖傻,处处隐藏自己才能,才能瞒天过海,养晦自保。表面的麻木和愚懦的背后,潜藏着过人的狡诈和机智。周寿昌的《三国志集解》评价阿斗说:“恐传闻失实,不则养晦以自全耳。”所以说,后主刘禅不失为“通明智达”的一代君主。小时侯,我老子教育我时,可我总是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听到不顺耳的地方,还想顶上两句。我的小儿子更是门里出身,我的每一句话,儿子不仅不听,而且认为句句多余。一次,我说多了,儿子气愤地说:“等你老熊老了,我再跟你算帐!”我之所以如此罗嗦,就是为了说明:人和人其实很难长期相处,父子尚且不行,又何况君臣关系呢? 刘备临终前特意叮嘱:“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而事实上,对于事无巨细,大权独揽的诸葛亮,刘禅也基本上做到了凡事谦让,“以父事之”。按照常规,诸葛亮本应还政与刘禅。北伐前夕,诸葛亮依旧把22岁的刘禅当作孩子,特派心腹“监管”,“后主益严惮之”。不仅如此,还在《前出师表》中,透露出对刘禅的种种不满,象对待孩子一样提耳面教刘禅的“亲闲臣,远小人”,而青年天子刘禅从大局考虑,委曲求全。 诸葛亮的违背了先主辅政的嘱托,进而代政,并长期大军在外,犯了君臣大忌。尽管刘禅与诸葛亮君臣之间也存在着些许不谐,而刘禅也是为大局着想,克制自己。诸葛亮用人失误后很内疚,后主安慰说:“胜负兵家常事。”诸葛亮自贬三级后不久,为了不影响诸葛亮的权威,等诸葛亮打了胜仗后,刘禅及时恢复诸葛亮的职务。诸葛亮死的消息传来,刘禅连日伤感,不能上朝,竟哭倒于龙床之上。当灵柩运回时,刘禅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相迎。诸葛专权对后主很有刺激。在诸葛亮死后,刘禅反对为其立庙。但在众人的一再要求下,阿斗也没有固执己见。 尽管如此,刘禅还是没有丢掉诸葛亮这面旗子。如此行事,既得人心,也顺民意,从而保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刘禅深知“君臣不和,必有内变”的道理,只要自己一时不清醒,野蛮的路线斗争也就不可避免。!青年帝王刘禅对此却能从长远着眼,如此得体地处理权臣问题,也可谓亘古未有。如此贤德的领导,在专制制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奇迹。南朝史学家裴松之评价“后主之贤,于是乎不可及”。 后主刘禅不仅有肚量,而且很有头脑。诸葛亮急于北伐,青年帝王刘禅头脑非常清楚,规劝说:“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尽管诸葛亮置自己的规劝与不顾,但北伐决议一旦形成,刘禅还是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诸葛亮死后,刘禅马上停止了空耗国力、劳民伤财的北伐。可惜大将姜维继续在外长期用兵,讨伐曹魏,蜀国的国力财里继续被大量被消耗在战场上。司马懿率大军征伐辽东公孙渊。刘禅唯恐蒋琬犯诸葛亮老毛病,专门下诏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行,“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魏延造反,却表奏杨仪造反。后主听完魏延表奏,马上提出疑问,曰:“魏延乃勇将,足可拒杨仪等众,何故烧绝栈道?”为了防止权臣权力太重问题,刘禅以费祎为尚书令和大将军,主官政务,以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两人的权力相互交叉,相互牵制,但又各有侧重。蒋琬死后,刘禅“乃自摄国事”,大权独揽,彻底解决了蜀国多年“事无巨细,咸决于丞相”的政治体制。 后主刘禅不仅分析问题有头脑,而且处理问题也很果断,有人情味。刘琰的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留胡氏住了一月,引起刘炎的猜疑,导致了恶性事件。刘禅接受教训,马上废除了大臣妻子母亲宫廷朝贺的礼节。对于姜维等人把蜀国衰落责任推给宦官黄皓时,后主并没有委过与人,只是说:“区区一个太监,不过是一个听喝的。”夏侯霸的父亲为黄忠所杀,刘禅安抚前来投降的夏侯霸时,说:“你父亲的遇害,非我先人所为。”一语带过之后,套近乎说:“我的儿子还是你外甥哩!”魏延叛乱被杀,后主也没有对魏延一概否定,而是降旨曰:“既已名正其罪,仍念前功,赐棺椁葬之。” 后人认为:“后主能作此语,亦非非常。”在待人接物等方面,刘禅的胸襟比他父亲刘备要大气的多,不失于第二代领导人的风范和气质。伏锲克说过:“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出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的做的事。”同时代的领导人吴主孙皓在晋朝大兵压境时,尚“作昭明宫,工役之费,以亿万计”。善于纳谏、明于决断调度的晋武帝,天下一统后,“怠于政事,颇事游宴,选吴孙皓宫女五千入宫,掖庭殆将万人。尝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撒地,以引帝车。” 作为三国中最弱的一方,刘禅能领导蜀国41年,既避免了班子内部互相倾轧,也没有隔几年发动一次大的运动,而政权稳固。在国家人民去留之际,后主看重的是人民的现实利益,摈弃了面子政治,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无谓牺牲。 在危难关头,当断则断,使国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决策,与“为了自己一己私利,而不断地鼓动老百姓为自己卖命”的刘备来比,不知进化了多少代。跟同时代领导人吴王孙皓和晋朝开国皇帝武帝相比,刘禅也不乏仁德名主。如此大气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庞永认为:“残暴之君在位,臣民颂他为救星;仁德之君在位,百姓视他为赘疣。”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王学泰说: “统治者的招抚政策能使更多老百姓活下来,无论在当时老百姓来看,还是从当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是一件好事。因为被招安的老百姓不必再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得一日之果腹;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少破坏一些社会财富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为什么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招安比镇压还坏呢他们的逻辑是:镇压使得阶级矛盾更为尖锐、阶级斗争更为激烈,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从历史事实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几十年的战乱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财富、人口几乎是一扫而空,‘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世界两千年,中国五千年”,才出了一个大气的阿斗,我们还骂人家扶不起,到底是谁扶不起?!是阿斗,还是我们,还是我们不健康的文化?!以成败论英雄,以统治需要论是非,是我们历史和现实最大的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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