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沙龙,押沙龙!》的新历史主义解读:押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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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认为官方历史压制边缘人物的声音。通过挖掘那些受压制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叙述，新历史主义试图去除对宏大历史的盲目信任。福克纳的巅峰之作《押沙龙，押沙龙！》包容了所有边缘化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展现了福克纳试图消解宏大历史叙述的倾向。
关键词：边缘声音；新历史主义；《押沙龙，押沙龙！》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分别从三个南方人（即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视角，以及昆丁的加拿大籍舍友施里夫的视角，展示了复杂的萨德本家族历史和南方历史。本文通过分析《押沙龙，押沙龙！》中四个叙述者的边缘化地位来探讨福克纳的新历史主义思想。
一、新历史主义对边缘历史叙述的关注
权力中心控制历史的编撰,历史压制边缘人物的声音。新历史主义者用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官方历史版本。他们不仅重新考查官方版本赖以形成的历史材料，同时挖掘那些在书写官方历史过程中被忽视的，亦或是有意隐藏的资料。罗易斯·泰森认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对边缘人物历史叙述的关注……因为它使得官方历史叙述不再控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1] 通过关注那些受压制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叙述，比如妇女、有色人种、穷人、劳动人民等，新历史主义揭示了官方历史叙述的另一面，消解了宏大历史叙述。
在这一点上，福克纳与新历史主义相认同。福克纳意识到了美国政府宣讲的内战胜利和资本主义进步的“单数”“大写”历史忽略了隐藏的、边缘的表达模式和文本。为了解构传统的历史编撰方法，福克纳从被遗忘的视角来考查历史。福克纳包容了所有边缘化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并允许读者考查历史真实的多个方面。
二、罗莎小姐：失语者的声音
批评家注意到了罗莎叙述与其他叙述者的不同。菲利普·温斯坦认为“康普生先生和昆丁谈话，而罗莎透过昆丁之口而讲话，”罗莎从来就没有参与到昆丁的叙述游戏中，这种游戏“必须被男性分享”并且“只有男性才能分享。”[2] 在小说中，福克纳让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舍友来重构罗莎愤怒的故事，这更强调了罗莎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内战加剧了罗莎的边缘化地位。没有儿子来继承姓氏，萨德本向罗莎求婚。这个求婚虽谈不上浪漫，但罗莎已经做好了答应的准备。因为内战导致了她父亲的自杀，她不得不向萨德本寻求食物和保护。然而，萨德本先生子再结婚的要求伤害了罗莎。因为对于罗莎来说，这是对她人格的否定，以及对白人女性婚姻的贬低。罗莎意识到了：她连同其他的南方白人女性只是抵押物。正如她姐姐埃伦一样，她只不过是在男性之间被交换、被买卖的商品。
在这本小说中，通过给予罗莎这一边缘化人物以声音，福克纳允许她来影响萨德本家族历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影响南方历史。正如威尔科特认为的那样，罗莎的声音“不仅修正了官方叙述，而且给予了那些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人以声音。”[3]
三、 康普生先生：受害者的声音
当康普生先生向他儿子叙述萨德本家族史时，康普生家这一曾经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只剩下一幢破旧的房子。康普生先生代表了内战后出生、不能在新的社会现实和经济体制中生存的一代。因此，他在新南方沦落到了边缘化的地位。
康普生先生的边缘化社会地位主要表现在他对沃伦的同情描述上。在他的叙述中，沃伦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因抗议其边缘化社会地位而走向毁灭。当萨德本拒绝接受他的孙女米莉和她的孩子时，沃伦杀死了萨德本。认识到没有机会逃跑，他别无选择，只能杀死孩子和米莉，然后自杀。通过对沃伦这一人物的描述，康普生先生表达了对北方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所导致的其边缘化地位的无声抗议。
四、 昆丁：痛苦的声音
在小说开始，罗莎小姐解释了为什么她选择昆丁作为萨德本家族史的讲述对象：“因为即将离开此地去哈佛上大学，别人这样告诉我，她说。所以我琢磨你肯定是不会再回来安心留在杰弗生这样一个小地方当乡村律师的，既然北方人早就算计好不让南方留下多少供年轻人发展的余地。因此没准你会登上文坛，就像眼下有那么多南方绅士也包括淑女在干这营生一样，而且也许有一天你会想到这件事打算写它。”[4]罗莎把读者引向了南方破裂的历史。南方的经济落后使得昆丁成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在从1869年萨德本去世到1909年罗莎和昆丁对话的这段时间里，旧的贵族精英阶级被新兴的商业阶级所代替。昆丁离开杰弗生镇向教育中心和商业中心的中东部靠拢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南方经济地位的边缘化。因此，尽管罗莎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是个旁白，但它表明昆丁在新南方的边缘化地位。
出于对身份危机的恐惧，在他叙述萨德本家族史时，昆丁试图紧紧抓住骑士神话的意识形态来抵制他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在他叙述中，亨利被描述成一个浪漫的人物。在亨利身上，昆丁看到了*伦的梦想，因为*伦是维持种族和阶级结构稳定的一个方式。对于昆丁来说，这些分类不仅是骑士神话所描写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是他自我存在的重要基础。在他的叙述中，当亨利不同意邦和朱迪丝结婚时，邦说，“那么你不能容忍的是异族通婚，而不是*伦”[4]345。这里，邦说到了昆丁所惧怕的，即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当亨利请求邦不要逼他杀兄时，邦回答说，“不，我不是，我是要和你妹妹一起睡觉的黑鬼”[4]347。昆丁被迫承认他原以为是自然恒定的阶级范畴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沉浸在骑士神话的意识形态中，昆丁也不能重新获得贵族的优先权。由于昆丁的身份是基于战前神话之上，昆丁不能成为一个人，只是一个营房。由于没有了声音和主体性，昆丁象征着逝去的光荣，只是代表了少数派的文化和失败的经济体制。
五、 施里夫：半边缘化的声音
施里夫，昆丁的加拿大籍舍友，是唯一一个远离南方经济历史的人物，但施里夫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经历着边缘化社会地位的人物。苏珊·威利斯认为，选择施里夫作为对话者很有意义，与南半球的其他贫穷的国家相比，加拿大和战后的南方，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上，与东部沿海接近。施里夫与加拿大的半边缘化地位解释了他对萨德本家族史如此着迷的原因。
尽管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施里夫和昆丁却构建了同一个叙述。这种联系强调了尽管南方文化是独有的，但是由于其相似的半边缘经济地位，施里夫可以用他的历史记忆和年轻的浪漫主义来参与到萨德本家族史的重构中。
六、结语
当历史仅仅存在于讲述中时，讲述者就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特权。《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被福克纳赋予了讲述的权利。通过在文本中创造一个可以让边缘化人物发出声音的空间，福克纳展现了被忘却的南方历史。通过包容所有边缘化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福克纳表现了对高歌猛进的北方工商资本主义主流话语的质疑，解构了美国政府宣扬的内战胜利和资本主义进步的“单数”“大写”历史，并允许读者考查历史真实的多个方面。
参考文献：
[1]Lois Tyson,“New Historicism”,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 622.
[2]Philip Weinstein,“Meditations on the Other; Faulkner’s Rendering of Women.” in Faulkner and Women, 81-99. Jacks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p. 91.
[3]Barbara Wilcots.Rescuing History: Faulkner, Garcia Marquez, and Morrison as Post-colonial Writers of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5, p. 83.
[4]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4页。
（作者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边缘声音；新历史主义；《押沙龙，押沙龙！》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福克纳分别从三个南方人（即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视角，以及昆丁的加拿大籍舍友施里夫的视角，展示了复杂的萨德本家族历史和南方历史。本文通过分析《押沙龙，押沙龙！》中四个叙述者的边缘化地位来探讨福克纳的新历史主义思想。
一、新历史主义对边缘历史叙述的关注
权力中心控制历史的编撰,历史压制边缘人物的声音。新历史主义者用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官方历史版本。他们不仅重新考查官方版本赖以形成的历史材料，同时挖掘那些在书写官方历史过程中被忽视的，亦或是有意隐藏的资料。罗易斯·泰森认为“新历史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对边缘人物历史叙述的关注……因为它使得官方历史叙述不再控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1] 通过关注那些受压制的边缘人物的历史叙述，比如妇女、有色人种、穷人、劳动人民等，新历史主义揭示了官方历史叙述的另一面，消解了宏大历史叙述。
在这一点上，福克纳与新历史主义相认同。福克纳意识到了美国政府宣讲的内战胜利和资本主义进步的“单数”“大写”历史忽略了隐藏的、边缘的表达模式和文本。为了解构传统的历史编撰方法，福克纳从被遗忘的视角来考查历史。福克纳包容了所有边缘化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并允许读者考查历史真实的多个方面。
二、罗莎小姐：失语者的声音
批评家注意到了罗莎叙述与其他叙述者的不同。菲利普·温斯坦认为“康普生先生和昆丁谈话，而罗莎透过昆丁之口而讲话，”罗莎从来就没有参与到昆丁的叙述游戏中，这种游戏“必须被男性分享”并且“只有男性才能分享。”[2] 在小说中，福克纳让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舍友来重构罗莎愤怒的故事，这更强调了罗莎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内战加剧了罗莎的边缘化地位。没有儿子来继承姓氏，萨德本向罗莎求婚。这个求婚虽谈不上浪漫，但罗莎已经做好了答应的准备。因为内战导致了她父亲的自杀，她不得不向萨德本寻求食物和保护。然而，萨德本先生子再结婚的要求伤害了罗莎。因为对于罗莎来说，这是对她人格的否定，以及对白人女性婚姻的贬低。罗莎意识到了：她连同其他的南方白人女性只是抵押物。正如她姐姐埃伦一样，她只不过是在男性之间被交换、被买卖的商品。
在这本小说中，通过给予罗莎这一边缘化人物以声音，福克纳允许她来影响萨德本家族历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影响南方历史。正如威尔科特认为的那样，罗莎的声音“不仅修正了官方叙述，而且给予了那些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人以声音。”[3]
三、 康普生先生：受害者的声音
当康普生先生向他儿子叙述萨德本家族史时，康普生家这一曾经显赫一时的名门望族，只剩下一幢破旧的房子。康普生先生代表了内战后出生、不能在新的社会现实和经济体制中生存的一代。因此，他在新南方沦落到了边缘化的地位。
康普生先生的边缘化社会地位主要表现在他对沃伦的同情描述上。在他的叙述中，沃伦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因抗议其边缘化社会地位而走向毁灭。当萨德本拒绝接受他的孙女米莉和她的孩子时，沃伦杀死了萨德本。认识到没有机会逃跑，他别无选择，只能杀死孩子和米莉，然后自杀。通过对沃伦这一人物的描述，康普生先生表达了对北方商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所导致的其边缘化地位的无声抗议。
四、 昆丁：痛苦的声音
在小说开始，罗莎小姐解释了为什么她选择昆丁作为萨德本家族史的讲述对象：“因为即将离开此地去哈佛上大学，别人这样告诉我，她说。所以我琢磨你肯定是不会再回来安心留在杰弗生这样一个小地方当乡村律师的，既然北方人早就算计好不让南方留下多少供年轻人发展的余地。因此没准你会登上文坛，就像眼下有那么多南方绅士也包括淑女在干这营生一样，而且也许有一天你会想到这件事打算写它。”[4]罗莎把读者引向了南方破裂的历史。南方的经济落后使得昆丁成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在从1869年萨德本去世到1909年罗莎和昆丁对话的这段时间里，旧的贵族精英阶级被新兴的商业阶级所代替。昆丁离开杰弗生镇向教育中心和商业中心的中东部靠拢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南方经济地位的边缘化。因此，尽管罗莎的这一解释看起来是个旁白，但它表明昆丁在新南方的边缘化地位。
出于对身份危机的恐惧，在他叙述萨德本家族史时，昆丁试图紧紧抓住骑士神话的意识形态来抵制他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在他叙述中，亨利被描述成一个浪漫的人物。在亨利身上，昆丁看到了*伦的梦想，因为*伦是维持种族和阶级结构稳定的一个方式。对于昆丁来说，这些分类不仅是骑士神话所描写的社会基础，而且也是他自我存在的重要基础。在他的叙述中，当亨利不同意邦和朱迪丝结婚时，邦说，“那么你不能容忍的是异族通婚，而不是*伦”[4]345。这里，邦说到了昆丁所惧怕的，即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当亨利请求邦不要逼他杀兄时，邦回答说，“不，我不是，我是要和你妹妹一起睡觉的黑鬼”[4]347。昆丁被迫承认他原以为是自然恒定的阶级范畴实际上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沉浸在骑士神话的意识形态中，昆丁也不能重新获得贵族的优先权。由于昆丁的身份是基于战前神话之上，昆丁不能成为一个人，只是一个营房。由于没有了声音和主体性，昆丁象征着逝去的光荣，只是代表了少数派的文化和失败的经济体制。
五、 施里夫：半边缘化的声音
施里夫，昆丁的加拿大籍舍友，是唯一一个远离南方经济历史的人物，但施里夫也可以被理解成一个经历着边缘化社会地位的人物。苏珊·威利斯认为，选择施里夫作为对话者很有意义，与南半球的其他贫穷的国家相比，加拿大和战后的南方，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上，与东部沿海接近。施里夫与加拿大的半边缘化地位解释了他对萨德本家族史如此着迷的原因。
尽管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施里夫和昆丁却构建了同一个叙述。这种联系强调了尽管南方文化是独有的，但是由于其相似的半边缘经济地位，施里夫可以用他的历史记忆和年轻的浪漫主义来参与到萨德本家族史的重构中。
六、结语
当历史仅仅存在于讲述中时，讲述者就享有了前所未有的特权。《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小姐、康普生先生、昆丁和施里夫被福克纳赋予了讲述的权利。通过在文本中创造一个可以让边缘化人物发出声音的空间，福克纳展现了被忘却的南方历史。通过包容所有边缘化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福克纳表现了对高歌猛进的北方工商资本主义主流话语的质疑，解构了美国政府宣扬的内战胜利和资本主义进步的“单数”“大写”历史，并允许读者考查历史真实的多个方面。
参考文献：
[1]Lois Tyson,“New Historicism”, 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p. 622.
[2]Philip Weinstein,“Meditations on the Other; Faulkner’s Rendering of Women.” in Faulkner and Women, 81-99. Jacks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6, p. 91.
[3]Barbara Wilcots.Rescuing History: Faulkner, Garcia Marquez, and Morrison as Post-colonial Writers of the Americas,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5, p. 83.
[4]威廉·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4页。
（作者单位：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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