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历史教科书，真是日本人写的吗？
在私塾、官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的学生们手里是不存在“教科书”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近代西化的产物。
具体的时间，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统称“新学制”。
其中，小学阶段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9年，中学阶段教育5年，共计14年，均需设置“历史课”，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学习内容为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
可以说，伴随着清政府积极地学习普鲁士式的基础教育模式，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带来了普遍性的教科书需求。
然而，与我们习惯的国家统一规定和编撰教科书不同，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日本翻译而来，为啥？没有。
在上述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到：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
也就是说，“新学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书”，国内可能根本没有能够拿来做“教科书”的旧作，那就“凑活着用”现成的外国成书译本吧。
不过，相对于一直“空置”的科学而言，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各类史书，同样没有一本“符合近代标准”的“教科书”，所以，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只能无奈表示：
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这种情景， 堪称凄凉，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积极翻译相关著作，如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当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不过翻译虽多，真正经过清政府学部审定通过的只有四本：
一本是市村瓒次郎撰写的《支那史要》，这本书原本是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为了作为日本的教科书使用，缩写成二卷本，变成了“史要”，并于1902年被国人翻译为中文，而六卷本也于次年被翻译成中文，均被采用为中国学堂的历史教科书，而在今天，哪怕只看这书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连翻译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在中国影响极大，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均为同书异名。
另外两本更有意思，本就用“汉文”写成，分别为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至于另外一本，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是比较特殊的，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经过增删之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属于一个标准教科书体例的“教科书”。
这个“普通学书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亚泉学馆”，由近代名士杜亚泉创办，1903年并入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
杜亚泉此人经历绝对神奇，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学训诂，甲午后觉得训诂无用，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本人熟稔旧学的同时，又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属于近代以来少有的文理兼通的“名士”。
不过，上述官方审定的教科书虽然广泛应用，却并无“强制性”，各地的学堂仍可自主选择教科书，所以，除了上述5种日本教科书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选择版本”：
增田贡的《清史揽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译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三岛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
